农业与商业的轻重选择

摘要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隔万里,农业、农民、商业、商人的社会作用程度均有差异。但以货币为标志,不论是轻农重商,还是重农抑商,当两大帝国锈迹斑斑,在货币政策上黔驴技穷时,表明帝国都已经陷入深渊。所不同的是,后来西方由于重归贵金属货币传统,因此罗马帝国货币的故事较少发生。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二十五)

2008年7月辽宁省博物馆精选了几件文物参加奥运文物展。其中一件是鸭型玻璃注水器,长20厘米左右,体量很小,以现在的眼光看,非常一般。但它不仅与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同为辽博的镇馆之宝,而且身居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名单,所以其身世肯定不一般。此物1965年出土于辽宁北票附近的墓葬,墓主人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北燕(407-436年)的贵族。它造型奇特,工艺复杂,是该类型早期玻璃制品中全世界仅存的一件。更为珍贵的是,对于中国而言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来自遥远的罗马帝国。

Roman Forum Trans

轻农重商的罗马帝国集市

玻璃在中国古代也称琉璃。琉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玻璃只是其中一种。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中国人发现较早,但烧制技术不高,曾经长期从欧洲、西亚进口,属于高端奢侈品。唐朝时,外来玻璃制品的地位非同一般,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出土文物能证明这一点。清朝小说《红楼梦》中,玻璃器皿还是王侯贵族看重的珍稀物品。直至清末,寻常百姓家依然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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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藏鸭型玻璃注水器,出土于5世纪初北燕贵族冯素弗的墓葬

现存最早的玻璃制品是约公元前2500年埃及的玻璃串珠。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腓尼基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逐渐在东地中海沿岸传开。玻璃制品以其透明的质地、多样的造型、广泛的用途,深受上层喜爱,成为奢侈品,而陶器开始衰落。罗马帝国建立后,在贵族的需求下,玻璃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兴起了多处制造中心。成品不仅本国用,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辽宁省博物馆的鸭型玻璃器经考证出自罗马帝国,不知经历多少年长途跋涉,转过多少商人之手,最后来到中国北方。其价值几何不好计算,反正人们不会为一只活鸭子如此大费周折。

除玻璃外,罗马帝国时期的青铜器、金银器、纺织品等多项生产技术都有提高。还有一样是羊皮纸,也包括牛犊皮纸。在此之前,该地区主要使用埃及的纸莎草纸。羊皮纸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的帕加马王国,在罗马帝国得到推广。尽管产量有限,不过耐磨损易携带,作为高级书写材料,对于保存历史信息起到过重要作用。同时期中国东汉宦官龙亭侯蔡伦(63-121)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造纸成本,人称“蔡侯纸”,替代了竹木绢帛。这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发明之一,后来传遍欧亚,功德无量。但是与木质建筑相似,植物纤维纸长久保存有难度,令很多古籍佚失。幸亏中国还有碑刻,弥补了一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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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右图分别为古埃及纸莎草纸、汉朝早于蔡侯纸的灞桥纸、古罗马羊皮纸残片

古希腊地区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产品优势逐渐丧失。随着其它商路的开通,地理优势也不再显著,毕竟爱琴海太小了。这一变化对于古希腊地区来说是致命的,难以扳回。但罗马帝国却继承了古希腊的商业传统,贸易非常发达。不过由于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海,所以从前很多的国际贸易都变成了国内贸易。

古罗马直接的国际贸易伙伴中只有东边的帕提亚王朝够一定级别,两国经常打打和和。帕提亚王朝(前247-224)从塞琉古王朝中分立出来,前期追随古希腊文化,后期又反对希腊化,回归波斯传统,所以更像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帕提亚在地理上处于东西要冲,商业利益丰厚。开国君主叫阿尔撒息,中国史书音译为“安息”,作为国名使用。帕提亚王朝后来被本地区兴起的萨珊王朝取代。

罗马帝国富有四海,经济上对外依存度较低,除了少量原料外,主要是购买奢侈品,包括印度的香料、帕提亚的地毯等等。尤其是中国的丝绸,观感飘逸、手感柔滑,令富裕阶层为之疯狂。丝绸在希腊化时期已被贩卖到地中海地区,据传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就对丝绸情有独钟。罗马帝国时期,丝绸需求大增。各路商人不辞劳苦,层层接力,使丝绸成为东西商路中的重要商品,因此能被后世冠名。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选择,称为“玻璃之路”并无不可。北方外族与古罗马也有经济往来,但地位很低,被视为蛮族和穷鬼,得不到尊重。这种恶劣态度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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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表现天上、人间、地下的场景。右图:古罗马壁画中身着丝绸外衣的女性

罗马帝国重视商业不言而喻,同时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埃及的谷物生产具有战略意义,一直被牢牢掌控。同时古罗马加速对地中海西部的开发,包括今天的法国、西班牙和部分北非地区。油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粮食作物也得到推广。古罗马商农并重的奴隶制经济,比古希腊的经济结构更为稳固,可以减少对外依赖,增强经济的独立性。从整体看,之后一千多年,欧洲的经济状况都是如此。从而保证该地区在与东方或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中有时虽落下风,却不至于灭亡。俗话常说大有大的难处,其实大也有大的好处,至少罗马帝国没有重复古希腊被吞并的老路。

但是罗马帝国的农业总体上还是以粮食作物为辅,经济作物为主。这样的结构导致的结果,本质上是轻农重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硬伤。轻是比例轻,并非有意轻视,而是受现实条件制约,比例上不去。因为帝国疆域内缺少广阔的平原地带,粮食作物无法大面积种植。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家有余粮不常有,断顿倒是常发生。所以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小地方出现粮荒,都可能引发一次大范围的动荡。

罗马帝国在轻农重商中缓步慢行,而汉帝国则在重农抑商中高歌猛进。由于在农业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中国历代从上到下,对农业的重视近乎于天职和本能,更多的犹豫和摇摆是如何对待商业。继秦国的商鞅之后,在汉朝,又出现了的一位关键人物桑弘羊(前152-前80)。

汉武帝曾经招募一群年轻人跟随左右,希望从中选拔可靠能干的人才。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聪慧,13岁入宫,经过多年历练,逐渐得到武帝赏识。三十多岁,被委以重任,管理国家财政达40年之久。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核心是中央要全面掌控经济,重要商品事关国家安全必须官营,商业利润主要归于中央,才能保证国家高效运转,利于长治久安。桑弘羊的出身让他深知商人的获利方式,一旦当政,出手极为精准。具体措施包括垄断铸币权,严禁私铸,盐铁官营,调配各地不同物资(均输),平抑市场物价(平准),对工商业者收取重税(算缗告缗)等。这些措施为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基本保证了武帝一朝各种巨额支出,尤其是北伐匈奴。桑弘羊经济政策出台的前因是西汉前期,包括文景之治,国家财权分散,地方势力容易坐大,叛乱威胁中央。后果是长期与民争利,抑制工商业发展,国强民苦,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桑弘羊的政策在汉昭帝前期引发异议,辅政大臣霍光召集全国几十位儒生与桑弘羊辩论。这场舌战群儒被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以供后人评说。其后桑弘羊死于政治斗争,部分措施被废除。桑弘羊是对中国历史经济政策影响深远的人物,历来颇受争议。不过以后各位皇帝,即使不能做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基本都钟爱桑弘羊的经济政策。

对桑弘羊的褒奖有时不能明说,同理对另一个人的贬低也不能明说,而是要变着花样说。他就是中国最短命的新朝皇帝王莽(前45-23),历代王朝都不承认他的正统地位。王莽成长于当时的官宦豪门王氏集团,以品德高尚著称于世,一路平步青云。面对世间乱象,王莽深受各界尤其是儒生期待,被誉为“周公再世”。皇帝年幼无能,王莽摄政,全国劝进之声不断,希望再现尧舜禅让盛举。公元8年,王莽正式登基,建新朝,延续摄政时期的改革,结果民怨沸腾,边境不宁,随即天下大乱。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最后汉宗室刘秀结束乱局,建立东汉,迎来光武中兴。

能人借机登顶,篡位当皇帝,只要施展才华将各方利益摆平,本也无可厚非,更何况王莽当时人气极旺。西汉末年的社会状况算不上危殆,远不如秦末和东汉末年,问题出在王莽改革上,硬生生把国家推进火坑。王莽改制不关乎平衡农业商业、政府百姓、计划市场、地方中央、武力和平这些改革中常遇到的问题,也与激进保守、强硬温和的改革手段无关。作为儒家门生,王莽对夏商周三代推崇备至,改革时,政策措施必依据《周礼》,生搬硬套到食古不化的地步。王莽改制是历史的乌龙手,居然无一项成功,其中币制改革最为混乱,不仅停用五铢,甚至把早已废弃的贝壳也拿来当钱用。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布、货泉、布泉、国宝金匮直万等,新货币层出不穷,兑换价朝令夕改,商民官吏无所适从,国家经济一塌糊涂。后世儒家多强调王莽是篡位的伪君子,很少提他有崇古的真性情。作为最恶劣的反面教材,王莽被钉在历史中,暗地里警示后人,过时的方法思想在某些层面还可以永远正确的浑水摸鱼,但对于日新月异的经世济民来说,在技术层面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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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时期铸造的三种高值货币,分别为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国宝金匮直万,属于中看不中用、注定添乱的币种。其中国宝金匮直万胎死腹中,未见流通

评价经济政策的优劣经常莫衷一是,如果想纵观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经济兴衰,通过货币变化却可以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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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哈德良皇帝时期的铜币

罗马帝国初期,延续古希腊传统,黄金是战略储备,主要用银币,也铸造少量金币。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和国内贸易额比重超大,接近中国的自给自足状态,造成黄金内部使用率低,银币的商业信誉也体现不出来,经过减重和降低成色的银币足以应对经济流通。结果黄金和白银被大量用于制造工艺品和对外购买奢侈品,而银币越来越轻、成色越来越差、假币越来越多。同时,铜币地位上升,使用量加大。虽然不能与中国的铜钱地位相比,但这在西方历史中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形成惯性后,当经济不好或有战事时,政府通过大量铸造含银量极低的银币和铜币来抵消开支。帝国后期曾试图恢复金银币的主导地位,但为时过晚,随即又是更迅速的减重、掺假,对经济进一步造成伤害。

汉朝初期沿袭秦半两,铸汉半两,地方私铸较多。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巩固,改革币制,铸五铢钱。同时,西汉曾短期铸造过大型金饼,不过只用于大额支付,不适于民间一般流通。五铢钱初期铸造精良,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帮手。但是铸钱获利巨大,铜矿资源广泛,技术又不复杂,所以一旦中央集权的力量减弱,各方都有铸钱的冲动和行动,减重、掺假是必要手段,劣质小钱层出不穷。更恶者,连铸钱过程都省略。东汉晚期,个别地方曾将五铢钱凿成里外两部分,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历史中,分割高值货币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最小面值的货币一般没有分割的意义。所以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比喻节俭,却鲜有其事。不过在汉朝,一个五铢凿成两个五铢用,就真实发生过,后果是经济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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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五铢钱,中右为綖环五铢和凿边五铢,就是把一个钱凿成了两部分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隔万里,农业、农民、商业、商人的社会作用程度均有差异。但以货币为标志,不论是轻农重商,还是重农抑商,当两大帝国锈迹斑斑,在货币政策上黔驴技穷时,表明帝国都已经陷入深渊。所不同的是,后来西方由于逐渐重归贵金属货币传统,因此罗马帝国货币的故事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这一病症在中国此后的王朝中经常发作。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改成增加币值,铸造大额铜钱,所以极端的凿钱事件好像没有再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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