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融合间难以跨越的障碍

摘要

罗马帝国在消除文化差异、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种种努力可谓失败之极。最终罗马人还是罗马人,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可以完成车同轨,不能做到书同文,更不要说把帝国的子民全部融合成罗马民族。而同期的汉帝国则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这一目标。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二十六)

罗马共和广场的边缘地带建有几座凯旋门。凯旋门源自罗马共和时期,是一种大型拱券建筑,为纪念某位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而建造,通常横跨在一条主干道上,举行盛大仪式时可以游行通过,有一点类似中国的牌楼或牌坊。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世界知名,因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获胜而建。二战中纳粹德国军队也曾胜利通过,将法国的光荣变成耻辱。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在朝鲜平壤,用以纪念金日成分别战胜日本和美国入侵,在东亚地区显得很另类。罗马最大的凯旋门是君士坦丁凯旋门,三个拱门,装饰有各种浮雕图案,为纪念312年君士坦丁平定内乱、打败政敌而建。罗马帝国虽然统一,但是战事不断,经常用兵,所以凯旋门建了不少。

Arco di Costantino

君士坦丁凯旋门

在共和时代早期,古罗马的士兵和古希腊相似,主要是公民兵,武器和装备自备,战时打仗,平时经商或种地,所以都是有钱人才能参军。后来战事增多,而且战果丰厚,需要增加士兵数量。古罗马做出军事改革,学习马其顿,召募贫苦公民服役,提高军饷,后来干脆脱离生产,转为职业军人。在战斗力提高的同时,也成为内部争权夺利的重要力量。

古罗马的步兵早期效仿马其顿的长矛方阵,后因战争的形式和战术发生变化,机动性要求提高,笨拙的长矛方阵威力大减。士兵的武器随即发生变化,选择了投枪、短剑和盾牌作为主要装备。为配合攻城战,古罗马人还发明出移动攻城塔、抛石机等特殊武器。海军方面古罗马人承袭古希腊技术,没有重大改进,不过足以控制地中海。古罗马的战斗力主要是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过程中得到锤炼和提高。布匿战争是综合性战争,有海战、海陆协同作战、陆军协同作战、攻城战、防御战等等。古罗马人付出重大代价赢得胜利,等到再转向东征时,几乎是连战连捷。

对于尚武精神,古罗马人向来很推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贯穿于游戏之中。不过贵族已经抬高身段,多由奴隶来进行,所以比古希腊奥运会更激烈、血腥。四马赛车很吸引人,罗马城就建有多个赛车场,最大的能容纳15万以上观众。赌博下注必不可少,部分奴隶也因成绩优秀获得自由。帝国初期战争的减少,让嗜血的古罗马人对于欣赏战争近乎疯狂。角斗场的表演还不过瘾,奴隶们曾经受命重现多个战争场面,真刀真枪地拼杀。其中包括在人工湖上,几千名奴隶划着战船,上演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湾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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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表现马克西姆赛车场四马赛车场景的石刻

不过古罗马也不是战无不胜,东面的扩张最终受阻于帕提亚。公元前53年古罗马的克拉苏率军东征帕提亚,兵败身亡。帕提亚取胜的原因除了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外,它的骑兵弓箭手也是当时一绝,攻击罗马军团非常有效。后来双方签订合约,古罗马停止向东方扩张。从帕提亚王朝起,西亚地区的军事战斗力不再逊于欧洲,甚至形成反超。此后摆脱古希腊、古罗马的影响,地区发展的独立性逐渐恢复,强大时反而要西征欧洲。

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设置是以贵族寡头组成的元老院为主,由元老院选出执政官。为照顾下层公民利益,也设有公民大会。二者就是近现代参议院和众议院(或者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雏形。在共和后期,通过战争取得军权的强人势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前三巨头凯撒、庞培、克拉苏,还是后三巨头安东尼、屋大维、李必达都是如此。他们和元老院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还造成凯撒被刺身亡。屋大维消灭政敌后,从元老院获得终身保民官和终身最高统帅的职权,可以随意调动军队、任免官员、征兵征税、动用国库、决定战争和外交,与集权帝王已经毫无区别,所以后人称之为罗马帝国时期。而在当时,名义上的政治制度并未改变,但实质上元老院已经沦为附庸,退化为一个咨询机构,公民大会的权力更是无从谈起。

随着敌对政治势力的消亡,军权归入皇帝手中,外省总督全由亲信担任,并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罗马帝国暂时摆脱了亚历山大帝国的许多硬伤,中央的命令可以有效传至各地,因此获得了一段高效统一的稳定期,不过统一的质量还是不能与汉朝相比。中国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大,为避免局部因一己之私破坏整体利益,在地方管理上可以长期做到非本地人的文官任最高职位,并且定期轮换,这在世界历史中非常罕见。西方到现在,即使可以做到文官任地方最高职位,也很难接受外省人来当家。两种情况的综合利弊难下定论,出现差异是一种因地制宜的选择。因此称赞西方的人,不要忽视今日世界最乱的地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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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全盛时期版图

罗马帝国的帝位继承制度比较混乱,前后差别很大。早期正常情况下,是在一定的家族范围内寻找一位年轻人,认为养子,然后重点培养,继承帝位。这种现象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古罗马人沿袭氏族社会传统,最高统治者必须将大家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而小家庭的观念相对淡薄。同时在婚姻制度上,当时主要是一夫一妻制。由于战争和疾病,子嗣经常夭折或年龄太小,所以有时将权力传给自己的直系亲属就很危险,而在大家族或利益集团内寻找有能力的年轻人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帝国后期,帝位传子现象增多,同时通过武力夺位的事件也不少,还有两位以上皇帝并存的局面。乱世时,到底谁是真正的皇帝,史学家历来争议极大。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罗马帝国已经更换了很多朝代。

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国由于在婚姻上采取妻妾制,儿孙多多,能够保证子承父位的传统得以延续。商朝传弟的次数还较多,从周朝开始,主要是传子,各诸侯国也是如此,哪怕是未成年的的男孩。最多是找一帮老臣托孤,还能成为测试臣子忠奸的标准。兄死弟及偶有发生,都有篡位之嫌。如果直系无人,可在同姓本家里面找。正常传位异姓的纪录也有,不过非常少见。比如五代后周(951-960)郭威传位给柴皇后的侄儿柴荣,也是认作义子,与罗马帝国早期的传位相似。在世界史中,帝位、王位传承方式曾经多种多样,但最后大都与中国的长子继位相同,西方后来也是长期如此。如无男丁,偶尔还会出现女王。其实大家都明白,最高领导责任重大,应该举贤使能,但贤人、能人不容易找,好人、坏人的判断更是事后诸葛亮。总为争夺权力打得天翻地覆,结局可能还不如庸人、蠢人来当家过渡。因为农业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能支撑这项高额成本支出,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长子继承渐渐显得天经地义。至于圣主明君,则要靠运气。

古罗马对后世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罗马法。立法的原则基于理性而非习俗,首部法典是《十二铜表法》。在共和初期,古罗马多采用习惯法。由于没有固定的成文形式,因此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而贵族元老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常将法律的天平偏向自己。平民为改变不平等的地位,要求编纂成文法。古罗马成立立法委员会,于公元前450年制定法律,因各表由青铜铸成,所以称为《十二铜表法》。范围包括审判程序、赔偿、财产所有、宗教等诸多方面,编成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一切都以条文为准。该法的实施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为罗马帝国崛起立下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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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表法

罗马法的出现有一个长期借鉴、博采众长的过程,但它所确立的概念和术语定义确切,条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存续时间长达近千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法典体系。对人、对物以及诉讼程序都规定得很详细,立法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虽在名义上,被6世纪拜占庭帝国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取代,但实际上,罗马法早已不是一部法律的概念。及至今日,世界主要的立法精神及原则都承袭罗马法,可谓影响深远,惠及全球。反观中国,古代法律长期缺少民法内容,主要以刑法为主,随意性较大。

古罗马还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辗转发明出罗马字母,也称拉丁字母。由于字体简单清楚,便于认读书写,流传极广,成为后世最通行的字母。各地的拉丁语方言演变成今天许多种语言,有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不过英语虽然也使用罗马字母,却不属于拉丁语族。

古罗马的早期宗教也是认为万物有灵,有自己的多神体系。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受古希腊影响,几乎复制了奥林匹斯诸神为自己所用,只是换了一套罗马名字,比如宙斯改为朱庇特,阿佛洛狄忒改为维纳斯。正是因为存在这些能与人混为一谈的神仙,所以社会的主流知识体系同古希腊一样,还是巫学。尽管神仙在慢慢去除世俗化,加强神性,但还是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最终被基督教一网打尽。

在地域上罗马帝国占有古希腊、古埃及的全部和两河文明的部分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共同发展;在手工业生产上,门类齐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分配上既有商品交换,也有以权力为后盾的强制调配;在军事上,海军陆军并重;在权力设置上,混合了古希腊、古埃及、波斯、马其顿的各种经验,形成不成熟的帝制。在此期间,原始血腥的奴隶制开始消退,农奴制渐渐取而代之。同时欧洲人的活动版图慢慢向西、向北扩张,为后世发展打下基础。

古罗马是继古希腊之后,欧洲又一个辉煌时期,二者有时也被合并成一个整体看待,尤其是在艺术、学术方面,二者衔接完美。但如果据此认为古罗马是古希腊的全面继承者,未免有些片面。事实上几大古文明地区对古罗马都有影响,视为综合继承者更为恰当。古罗马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是罗马帝国曾经出现稳固的中央集权,在统一的局面下,社会发展大步向前。所以后来欧洲很多王朝和强人都有浓厚的罗马帝国情结,甚至达到言必称罗马的地步,相反对古希腊并不看重。

罗马帝国由于存续时间长,是欧洲历史中的异数。它也有西方所有强大帝国的通病,就是稳定期相对短暂。除了五贤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勒留)时期(96-180),获得过近百年的内部安定外,其它时段内战连连,少有宁日。罗马帝国只有通过强权才能维持统一,最终还是重复了亚历山大帝国的老路。

西方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指达到同一目的可以有多种方法和途径,反过来可以理解成,中央对地方有很强的控制力和亲和力。不过与“条条大路通长安”相比,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条条大路都不通罗马。如果以消除文化差异、促进民族融合的目标看,罗马帝国的种种努力可谓失败之极。最终罗马人还是罗马人,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埃及人还是埃及人。可以完成车同轨,不能做到书同文,更不要说把帝国的子民全部融合成罗马民族。而同期的汉帝国则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这一目标,南北两面大量的少数民族都变身为汉族。汉朝共历四百余年,中间虽有王莽乱政,但并未解体,汉族、汉语等称谓就从汉朝引申而来。在一个面积广阔的区域,只有一个数量上绝对占优的主要民族,中国的数据傲视全球。主要过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完成,并且不断扩张,直到地理极限。时至今日,汉族包括华人,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和政治意义的民族概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民族。由此也不难理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各种巫学和其他学派打入冷宫,很容易就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和主流地位。而罗马帝国想要推行一套适用于整个国家的世俗理论体系,却比登天还难。

在某一特定区域,多民族好还是单一民族好,恐怕至今也说不清楚。但是在结束内乱这一点上,单一民族具有绝对优势。外部入侵的安全隐患另说,对于内部来说,内乱起因主要有贫富矛盾(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中央地方矛盾两种。罗马帝国展示矛盾时总要有一个民族矛盾的外衣,为统一和稳定多设置一道障碍。古罗马的辉煌源于混合而激发的创造力,不过一旦各种优势耗尽,崩溃后的结局是难以复原,而在中国汉文化核心区则没有这个问题。同秦亡汉替一样,东汉亡于黄巾起义和诸侯割据,经过短暂的三国鼎立,于280年由西晋再次完成统一。能够迅速恢复,结束乱象,单一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罗马帝国和新建立的晋朝,虽然疆域广阔,毕竟没有占领全球,难以避免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对内管理的各种政策并不适用于四方,不论是混合失败,还是融合成功,当有外人来到时,很多事项还得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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