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宋元海商集团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已变,国门洞开,中国人逐渐大量外移。劳工、商人、学子遍布全球,定居者成为华侨。当华侨和中国内地居民频繁往来后,不免“结匪成患”,宛如倭寇又重来,只是旧貌换新颜。清末,东南亚、日本、美国都是革命党的后方基地,中国播撒的海外遗珠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历代皇帝的担忧终于成真。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四十一)

Song and Yuan

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正是建立,开启该地区发展的新纪元。至于将来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不好预估。总之,在共同努力下,追求地区和平、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不会止步,而中国的企业和商人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东南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位于太平洋西部的赤道附近,自然地貌与古希腊比较相似,但是气候条件差异极大。如果将此地区的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换成地中海气候,应该有演化出另一个古希腊文明的潜质。无奈气候条件不作美,物质积累困难,造成社会发展缓慢。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的社会制度整体仍然原始,多建神庙,巫术横行,各种小政权多如牛毛。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建筑很难保存,石刻、雕像遭受海风、雨水侵蚀,另外又缺少文字记述,所以东南亚早期的文化家底很薄。不过偶尔出现一两个地区强者,也能留下惊喜,比如柬埔寨的吴哥窟,建于12世纪,是供奉印度教毗湿奴的神庙。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受外来影响较大,早期传入印度教、小乘佛教文化,之后传入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最后传入基督教文化。多种文化在这里汇合,再融合地区因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东南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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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吴哥窟遗迹,建于12世纪

在农业社会,信息传递并不顺畅。一种文化的对外传播有我往和你来你回两种,通常前者的传播效果强于后者,形式无非商业、战争、出使、传教。我往,相对主动,你来你回,对于我相对被动。不论哪种,一般只有在异地形成长期居住的群体甚至移民,才能实现文化的有效单向传播。如果要实现互相传播,最好彼此都有人在对方常住,而且部分人有去有回。

汉文化圈的范围在唐朝基本定型之后,扩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萎缩,和人员外出减少有直接关系。此后的中国人常被说成缺乏冒险精神,要是此说成立,等于承认中国人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强盛时的唐朝人应该还具有冒险精神。但是唐朝长安、洛阳两都,多种宗教的寺庙香火齐烧,外国人无数,经商传教,甚至做官,其中不乏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身影,定居者很多。而同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大马士革、巴格达是同样繁盛的景象,除了不会说话的中国商品,却少有中国人的身影。这是一种极大的反差,东西交通已经打通,在伊斯兰文化的腹地,更别说在基督教文化地区,都缺少汉文化的踪迹,看来唐朝人的表现也不过如此。

非战争时期,商人是文化传播的主要群体。趋利冒险、有去有回的职业特性促使商人必须远行,要进入其他文化的核心区。同时商人也是军队、使节、僧侣的先锋官,否则打仗、外交、取经弘法都找不到目标。唐朝商人没有出现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是因为唐朝繁荣的对外商贸并不是由中国商人完成,而主要由外商完成。这又得牵扯到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

中国自战国到汉,形成“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并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实践来看,重农的核心是重视农业,并非重视农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苛捐杂税、农民起义。与此相反,抑商的核心并非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中国所谓的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只是相对而言,只要不是原始社会,商业在社会活动中都不可或缺。但是商人阶层对农业中央集权有威胁,可以养肥绝不容许坐大。政府对商业严加管束,听话的商人才能存活。同时利润丰厚的资源和商品,如盐、铁、铜、丝、茶等多实行国家专卖。抑商人肯定会削弱商业效率,甚至要容忍官营的低效和腐败,却顺应更高层面的社会运转效率。

在对外贸易中,如果将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市场,那么中国商人只是在国内组织货源或接收外商货物的坐商,各层收益可以监管,最高者是官商或者商官,最大获益者是政府。而外国商人多是行商,负责跨国远途双向运输货物。偶有漏网之鱼的中国行商又遵循线路越长、数量越少的规律,所以很少有人能抵达远方。如果不将某些有经商传统的少数民族算在内,中国古代有域外经历的人比例极低,有姓名有事迹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在唐朝,曾经有一批通过非正常途径来到阿拉伯帝国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一群俘虏,最著名的一位叫杜环。杜环是一名随军书记官,这一职务对于历史而言很重要,否则后人难以了解他的经历。怛罗斯之战唐军大败,被俘者上万,部分人一路西行,被带至阿拉伯帝国的中心区域,杜环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杜环摆脱俘虏的身份,可能成为某位权贵的随从,在西亚和北非地区游历,762年乘阿拉伯商船回国,将自身经历撰写成《经行记》一书。原书已失,仅留下千余字,散落在其他史书当中。不要小看这千余字,因为是作者亲历,所以与由官员闭门编纂、貌似严谨、道听途说而成的介绍异域书籍不同,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

杜环人生轨迹的起点和终点与大部分唐朝人并无区别,只是期间画了一条复杂的路线图,远远超过之前的甘英、法显、玄奘等人,涵盖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杜环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稀缺型人物,见过大世面,尽管不是出于本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唐朝的情况,虽然贸易繁荣,交往频繁,但是走出去的中国人很少。亚洲西部已是极限,更不要说欧洲了。

杜环陆去海回的路线表明东方海上远洋贸易的蓬勃兴起。其实约从汉朝起,海上贸易已经开始,只是规模小,次数,也有皇帝派人员去印度洋地区购物的记载。唐朝时出现一个小高潮,促使朝廷在广州等地开放港口,建立官方垄断的市舶制度,鼓励对外贸易。外商涌入定居,其中广州人数最多。唐末黄巢起义,屠城广州,中外皆杀,导致外贸受到重挫。

五代后期至北宋,海上贸易再次恢复。南宋和元朝,对海上贸易非常依赖。丝绸、瓷器、漆器等大量外销,香料、棉布、玻璃和各种土特产大量进口。外贸繁荣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国的生产与消费都受到影响。瓷都景德镇就是在元朝开始兴盛,而棉布的进口导致后来引种大面积种植,成为新兴产业。在东南沿海,广州、泉州、宁波几座港口城市兴旺发达。启航和回港时期,货物装不完卸不尽,港口帆樯如林,城中商人穿梭,贸易额总量惊人,同时造船业蓬勃发展。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造船中心之一,利用茂密的植被、成熟的工匠,可以大量制造船舶。面对如此景象,宋元时期的中国似乎肯定是一个海上商业强国。可惜这一切都是雾里看花,中国只能算是陆上贸易大国和沿海造船大国。

在农业社会,一旦克服技术难点,海路运输拥有一些陆路运输无可比拟的优势。无奈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延续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余韵,很多中国制造的商船,载着中国出口或进口的商品在海上航行,但是行商绝大部分依然是外商,中国商人还是没能脱离坐商的本色。季风的定时性造成东方海上贸易的周期较长,从中国出发的商船是冬季出海,夏季回航,阿拉伯地区正好相反,因此一年时间最多只能走一个来回,无风时商人必须在港口附近常住。宋元共四百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沿岸没有出现过中国商人的聚居区,也少有人客死他乡。反观中国泉州,清真寺、穆斯林墓地保存至今。这是因为穆斯林商人很早就达到中国沿海经商,并且传承有序。鼎盛时期,几大海港的常住人口,包括商人及家属,多达几万人,头领甚至从政当官。而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却非常晚,就是今日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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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的艾苏哈卜清真寺,又名麒麟寺,由穆斯林商人建于北宋年间,后多次重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

宋元时期,中国商人也有一些出海经商的记载,多限于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很少能出马六甲。这种行为连带与外敌联手的担心,肯定让朝廷感到了潜在威胁,否则不会招致海禁政策的出台。各朝建立市舶制度,就是希望官商垄断商业利益,同时又不愿看到民商拥有巨额财富。朝廷长期拿走大部分利益,引发部分商人尝试出海行商,或者私自对外商投资,获益颇丰。宋元政府发现后,实施海禁,并没收一些商人财产。结果发现收益减少,只好再适度开禁,之后再禁、再开。几度博弈,朝廷在与民争利和防止商乱之间来回徘徊。宋元两朝,中国从事外贸的商人一直被严格控制,经常连商船下海都属违法,人员无法走远,资本积累艰难。内陆商人在抑商的政策下都噤若寒蝉,少有作乱之举,更加不易管理的海上商人怎能自由发展壮大?这样的背景下也能产生海上商业强国,那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宋元时期中国商人的海外行踪非常有限,不宜夸大,如果真存在一个幽灵般的庞大海商群体,中国历史肯定会有所改变,至少中国沿海地区将呈现地中海沿岸的众多社会风貌及进程。但情况并非如此,连近在咫尺的台湾岛都没有得到开发。事实上,东方的海路贸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和陆路贸易一样,主要由阿拉伯人、波斯人掌控,中国勉强当个配角。所以宋元时期,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即使在东方也算不上先进,更不可能孤立发展,不过是多些文字记载而已。而一些中国制造的、进行远航的船舶,很可能和那些船上的瓷器一样,也是一种外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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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广东阳江海域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复原图,船长30米,运载大量外销瓷器,该船于2007年12月整体打捞出水。右图是1987年在船上发掘的一条鎏金腰带,长1.72米,阿拉伯风格,可能是船主或贵宾的服饰

众多匆匆过客中有一人值得一提。汪大渊,元朝人,生平不详,是否是商人不能确定,只留下一部《岛夷志略》,便消失在历史中。能够著书立说,汪大渊首先是一位读书人,其次估计是一位富家子弟。依书中记载,他共出洋两次,跨度从1330-1339,出发与回港都在福建泉州。汪大渊所到之地较为广泛,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都曾涉足。虽然有些地方难以考证具体地点,但应该不会超出商贸范围,毕竟他不是一位探险家。第二次回来后,汪大渊受地方官员邀请,写成《岛夷志略》。他的创作态度严谨,书中写道“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此书价值较高,其中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活动的内容,不过也反映出一种历史的遗憾。受各种因素影响,汪大渊所到之处多是不发达地区,未能深入,异域风情等于荒蛮未开化,所以《岛夷志略》不会产成《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强烈冲击。

山有两面,大海无疆,从秦到清,别人来易,为什么国人去难?看上去像是文化问题,实际是地理差异。汉文化核心区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广大的农耕疆域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转和王朝更替。对外商贸能换回所需即可,让商人赚钱太多很危险。疆域扩张能将对手驱逐远一点即可,不毛之地缺乏利益诱惑。另外远方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耗费极大,将领拥兵自重,不受控制更危险。正是由于对外缺少利益追求和对内国家安全的考虑,汉文化核心区建立了不鼓励,甚至是禁止国人外出的制度。即使在所谓开放的唐朝,例如玄奘西行求法,其实是违法偷越出境,回来时还要向皇帝请求赦免。而鉴真东渡弘法是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对外宣传活动,不在此列。

因地理差异而导致的一系列结果,造成中国人走出去的综合难度要远大于他人(例如伊斯兰人)走进来的难度,并且逐渐形成了华夷之别、夷夏之防等排斥、鄙视异域的传统,反过来又压制各种新形势下走出去的萌动。所以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在对外交往中,都是来者多、去者少。没有商业和军事扩张做背景,再荒诞的人也杜撰不出某个儒生来到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罗马去宣讲孔孟之道的神奇故事。缺少对外探险实践与所谓的人种、人性都无关,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期运行后的必然结果之一。这种孤岛的状态与印第安人受制于美洲大陆类似,只是从表面看不太明显,隐藏较深。

中国在农业社会时期的主要发展脉络,是一个较典型的封闭国家。经过汉唐两朝的努力,已经勾勒出汉文化对外扩张的地理极限。后来为了对付海患,经常执行将沿海居民内迁的迁界措施,各种海禁政策的综合效果其实就是在建造另一条长城。这种今天看来的笨方法,正好说明古代中国的社会整体利益及安全保障无需深入海洋,自然也没有成为海上强国的必要。

但是中国人向外流动也并非没有成效,只是规模和幅度远逊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14世纪以前,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流动偶有发生,规模很小。元末明初,因战乱,移民数量激增。移民潮一旦涌现,不会轻易停歇,明清两朝直到民国,中国移民间歇性的不断来到东南亚。中国旧称东南亚为“南洋”,因此移民过程被称为“下南洋”,与后来的闯关东、走西口如出一辙。从此东南亚地区成为除朝鲜、日本、越南北部以外,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别看走得不太远,但已是千年积累的结果,汉文化也成为传入当地的多种文化之一。相比于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汉文化明显来得晚、影响小。尽管东南亚很多国家在明清两朝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汉文化不具备重大改变地区面貌的能力,华人也未取得强势地位。欧洲人到来后,才一切重组,不只是东南亚,还包括整个海上丝绸之路。

华人的到来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不过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先进的航海技术,而是把中国人的看家本领农耕技术传播开来,因地制宜,加以改进,在低纬度地区继续营造田园风光。华人实力增强后,曾经形成过各种大小不一的政治势力。但是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并不好,多视为叛民,并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即使出现被当地人或欧洲人大规模杀戮的事件,也不闻不问。朝廷的冷漠看似无情,可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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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华工被卖“猪仔”,乘船出洋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已变,国门洞开,中国人逐渐大量外移。劳工、商人、学子遍布全球,定居者成为华侨。当华侨和中国内地居民频繁往来后,不免“结匪成患”,宛如倭寇又重来,只是旧貌换新颜。清末,东南亚、日本、美国都是革命党的后方基地,中国播撒的海外遗珠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历代皇帝的担忧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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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失败,烈士中有二十多人为南洋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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