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至上

摘要

主权国家的概念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有类似的雏形,其后罗马帝国一国独大,与古代中国一样,无所谓主权。基督教统领欧洲时期,上帝排名第一,至少在观念上国家是可有可无的。个体的差别主要是宗教派别,宗教认同排在首位,国家认同排在次要地位。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五十三)

纳夫普里翁的夜晚喧嚣而有序。吃完晚饭,半凉半热的西餐让我的中国胃有些不适应,于是顺着街道遛弯消食。走进一家商店,碰到一家三口,丈夫是瑞典人,太太原是中国人,怀里抱着可爱的混血小宝宝,现常住上海。在这里能遇见家乡人,彼此都很高兴,大家畅聊了一会儿。望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衷心祝福他们幸福美满,为中瑞两国的友谊再添佳话。爱情无国界,如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范围涵盖了全世界,这将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至上

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至上

我本人对瑞典的印象极佳。瑞典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50年),关系较好。不仅于此,瑞典与中国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故事,难得的是似乎没有留下劣迹。18世纪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曾三次远洋广州(1740、1742、1745),最后沉没在瑞典哥德堡港沿海。2006年7月哥德堡号的复制品驶抵广州黄埔古港,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欧洲人很喜欢复制古船航行,但是其他国家的船难来中国,因为记忆太惨,积怨太深。哥德堡号可以顺利成行,是因为瑞典人能够光荣地宣布:他们的东印度公司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这足以令后人惊讶和感动。

德堡号仿古船

2006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到访广州,受到市民欢迎。

另外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两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1865-1952)和安特生(1874-1960)对中国极为友善,毫无霸气,西北考察、仰韶考古不仅成绩斐然,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就像考古界的白求恩。他们与中国同行的平等合作被视为典范,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道德水准堪称两个世界。在近现代史中,瑞典留给中国的印象非常另类。同样是日耳曼人的后代,他们和其他一些欧洲人有很大差别。而今天的瑞典,包括理论和实践,好像正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斯文赫定

左图斯文赫定1927年在西北科学考察途中,右图安特生1918年野外考古。

北欧处于北纬60度左右,天气寒冷,地广人稀。现在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五国。历史上几个国家分分合合,但是过程比较简单。全部欧洲历史如果有一百页,北欧可能只占一页。该地区农业基础较差,贫民出身,海盗起家,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长期落后于欧洲大陆,9世纪引入基督教。1397年由丹麦主导,和挪威、瑞典成立联盟。大航海时代的成果惠及北欧后,经济提速,中央集权加强,皈依新教。1523年瑞典(包括现在芬兰)脱离联盟,与丹麦展开竞争,其后在17世纪积极参与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一跃成为欧洲强国。瑞典的这段辉煌是北欧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短暂篇章。

欧洲宗教改革历经百年涤荡,小规模冲突从未间断。17世纪初,因农业歉收,各方利益减少,为弥补损失,新教与天主教的口舌之争升级为政治对抗,需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重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1618-1648年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三十年战争”。

零星冲突在之前的几年已经出现,但通常认为爆发的时点是1618年,直接起因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二世在波西米亚的公职岗位任命上排挤新教徒。当地愤怒的新教徒将两名钦差从窗户扔出,坠入二十米深的壕沟。两人命大,没有摔死。于是皇帝派兵镇压,随后欧洲新教国家纷纷声援波西米亚,冲突全面爆发。依据欧洲的宗教版图,西北对东南,战事打打停停,延续三十年。西至英国,东至俄国,北至波罗的海,南至地中海,宛如欧洲版的世界大战。几组核心的对立双方是新教对阵天主教,波旁王朝对阵哈布斯堡王朝,众多新国王对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各类角色轮番登场,其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是最耀眼的明星。

瑞典不具备长期成为军事强国的条件,只是某个阶段得到历史的眷顾,与当年马其顿的兴起有些相似。瑞典有较为丰富的铜矿和铁矿,古斯塔夫继位后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人来投资,其中以最没有政治立场的荷兰人居多。古斯塔夫优先发展军工产业,大量制造各式火枪、火炮。欧洲当时主要还是雇佣兵制,瑞典国穷,古斯塔夫推行义务兵役制,有士兵的家庭可享受某些优惠政策或补贴。将为钱当兵变成为国当兵,士兵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为改观。忠于国王而非金钱,首先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同时古斯塔夫拉拢贵族,分享利益,鼓励他们与自己同心协力为国而战。在国家机构改革中,设立最高法院、财政部、海军部、陆军部等,并且推进地方政府也进行专业化改革。这些措施使得瑞典政府的行政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也成为大家学习的对象。

古斯塔夫二世

古斯塔夫二世及在布莱滕菲尔德战役中的画像。

瑞典的战略目标是控制整个波罗的海。战争初期,瑞典只是与宿敌波兰交手。随着天主教集团取得胜利,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地区受到威胁。在法国的鼓动支持下,古斯塔夫率领精锐部队南下,全面介入。1631年9月,以瑞典为主力的联军与对手在德国的布莱滕菲尔德展开激战,瑞典大获全胜,威震欧洲,获得“北欧雄狮”的称号,并顺势几乎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纳入势力范围。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双方在技术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古斯塔夫将火炮兵、骑兵、步兵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调配到艺术性的高度,将各兵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打破了以往火炮在战场上表现笨重的传统认识。从此强调攻击性和机动性的火器配置体系引领军事潮流,各种战术及防御体系随之改变。古斯塔夫堪称军事艺术家,加之其他各项军事革新,因此被誉为欧洲近代军事之父。他喜欢御驾亲征,1632年11月在另一场大战中不幸战死沙场,失去国王的将士化悲痛为力量,不怕牺牲,再次击败对手。古斯塔夫像亚历山大一样,没能完成他预期的伟业,但是他的军事思想、理论、战术、制度迅速传遍欧洲。古斯塔夫是一个时期的战神,最著名的崇拜者当属拿破仑,崇拜之余也实现了超越。

古斯塔夫二世的遗体

古斯塔夫二世的遗体被运回国内。

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从幕后走到台前,加入新教一方。法国的国教是天主教,但当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国内有大量的胡格诺(属于加尔文宗)教徒。法国参战,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维护宗教秩序变成了攫取国家利益,对决的主力也从新教和天主教,变成了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与瑞典联手,击败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最终两大阵营、欧洲各国共同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耗时已久的混战。

和约以法律形式废除了教皇和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与其他国家无异。以教皇为宗教领袖,以皇帝为世俗领袖的观念被抛弃,各国王权得到彻底解放。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为扩大收益还是减少损失,都有通过和谈签订和约的传统,但是缺少统一的操作标准。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开始建立起一整套成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律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同时开创欧洲国家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多方争端的先河。当然这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并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只是等着新问题产生后先谈,谈不拢就打,打不下去或打完了再谈,如此循环往复。

自文艺复兴至三十年战争之前,欧洲南北地区的综合实力已经渐趋平衡,所以这场战争才打得如此胶着。但此战过后,南部一蹶不振,北部独领风骚。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并失去在西欧的主导地位,将大航海以来积累的强势挥霍一空。教皇所在的意大利一盘散沙,文艺复兴的光辉尽失。法国是最大的赢家,路易十三(1601-1643)和首相黎塞留配合默契,外交、军事、商业多领域屡屡得手,为迎接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基础。英国参与程度不深,主要是练内功和打内战,是世界范围的最大赢家。之后二百年法英两强成为世界主角,也正是此时,二十世纪的两大巨人苏联和美国开始了萌动。

欧洲北方并非全是赢家,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德意志地区作为主战场境遇最惨痛,人口削减一半,胜者不胜,败者更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萎缩,影响力大减。帝国名义上还存在,但内部各成员都要享有主权,原来三百多个松散的诸侯国一起变身为独立的邦国。此后周边强国则尽可能地肢解瓜分这个老大帝国,或者找寻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致使德意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丧失了二百年的大好光阴。这种获利的套路与直接建立殖民地有些不同,后来在欧洲侵略亚洲,西方主导世界的过程中被反复运用。追根溯源,第一个试验品兼牺牲品居然是神圣罗马帝国。

古斯塔夫二世的牺牲得到了回报,瑞典如愿以偿控制了波罗的海地区,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保持强国地位,但终因综合条件不足,难以为继,18世纪初,在大北方战争中败给俄国后,回归平淡。瑞典称霸不行,自保却没有问题,而且不处于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也无丰厚的自然资源,从此远离欧洲战火,两次世界大战均保持中立,羡煞多少在硝烟中挣扎的平民大众。

三十年战争被认为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教派范围基本得到固定。之后的战争中,宗教因素越来越弱,国家因素越来越强。在欧洲,宗教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变化过程很漫长。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提出国家利益必须放在首位,为了国家利益,宗教派别及道德底线都可以放在一边。他的观点顺应了社会发展,在实践中逐渐被认可,其中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促成了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形成。主权国家不能是孤立的,只有在一群国家中,这一概念才有意义。另外主权国家也不能是独大的,否则主权的概念难以形成,或者会被削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信教自由,国际间无论国家大小,主权一律平等。由于欧洲实现政治统一非常困难,这也是地区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后,单一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欧洲还因此形成了反对强权统一的观念。但这仅仅是观念,现实是残酷的,一旦出现强权,就会为争取利益而蹂躏观念。

现代欧洲宗教分布简图。

现代欧洲宗教分布简图。

主权国家的概念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有类似的雏形,其后罗马帝国一国独大,与古代中国一样,无所谓主权。基督教统领欧洲时期,上帝排名第一,至少在观念上国家是可有可无的。个体的差别主要是宗教派别,宗教认同排在首位,国家认同排在次要地位。宗教改革以后,个体的宗教身份转换巨大,派别对立日益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期间国家认同发挥的稳定作用开始彰显,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夺取宗教权力的进程加快。而个体的国家认同逐渐超越宗教认同的重要时段,就发生在三十年战争中。

当时各方的雇佣军常常收不到酬金,只能烧杀淫掠,以战养战,祸害当地百姓,哪怕是同属一个教派。自从义务兵参战后,各方逐渐发现,由国家出面,组建的义务兵比花钱招募的杂牌雇佣兵战斗力要强。进而发现,同一国家的民众比信仰同一教派的教徒,所能发挥的综合军事能力要强。而军事力量强大是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和捷径,在当时,瑞典就是楷模。欧洲发展到此,表明不仅是宗教理论,甚至连宗教认同对社会的影响都已经不复当年,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此后宗教在欧洲的政治意义越来越弱。与之相反,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后,国家认同得到强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被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主权国家越来越多,构成了新的欧洲。后来有了“西方世界”的概念,“基督教世界”可以仅指宗教,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依然浓厚。

三十年战争进行的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明亡清兴(1644)。与复杂的三十战争相比,过程很简单,完成了最后一次古代王朝的轮替。在此期间,欧洲引领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深化。最先来到中国的不是使团和枪炮,继商人和白银之后,还来过传教士和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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