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夷人自远方来,无动于衷乎

摘要

中国被形容为一艘腐朽的大船,可以轻易沉没。

马戛尔尼使团某成员沿途绘制的清朝军人形象及单兵装备。回想二百年前,利玛窦在明朝末期还总体夸赞中国。乾隆末期只是露出由盛转衰的先兆,就遭到英国使团的恶评,几乎是全盘否定。出现巨大反差,是因为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欧洲已经不再是那个欧洲,英国人确实有恶评中国的资本。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六十三)

现在国家间交往,平等相待是国际惯例。全方位的真正平等,因为各种原因不可能做到,但在礼仪上做到平等并不困难。18世纪末一个英国使团访问清朝,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没有平等观念,为此还闹出了一些不愉快。

1728年在俄国任职的丹麦航海家白令穿过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白令海峡,证明亚洲与美洲并不相连。作为大航海时代最后的辉煌,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1728-1779)探险至澳大利亚,找到了最后一块适宜人类居住的大陆。至此,除了寒冷的南极洲,欧洲人基本清楚了地球的大致面貌,海洋连成一体,陆地块状分离。于是如何借助海洋,调配资源,实现更大的利益,成为列强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英国在失去美国之后,战略重心日渐偏向东方,以印度为基地,中国自然进入了视野。能和中国直接正常通商,是欧洲各国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此前的遭遇表明,沟通障碍很多,难以形成规章制度。与其他各国商人使节零敲碎打不同,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大型的高级使团正式登门拜访谈判。

马戛尔尼(1737-1806)是英国外交家,也是一名比较了解东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学者。1792年9月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马戛尔尼受英王乔治三世委派,经过长途航行,于1793年8月在中国天津登岸,借为乾隆(1711-1799)皇帝祝寿之名,希望中国多开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派使节留京常驻与中国平等交往。乾隆知道英国是海外强国,闻听有使前来,非常高兴,将其视为万国来朝中的一员,还特别指示给出一些特殊照顾。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双方在避暑山庄,关于觐见礼仪是否要三拜九叩的争执是后世的一则趣谈。马戛尔尼赠送了天体仪、军舰模型、航海仪器、钟表、火器等精心准备的礼物,展现英国的技术发达和先进生产力,希望能够打动对方。乾隆怀柔远人,依照薄来厚往的朝贡制度,赐予数量众多的瓷器、玉器等中国工艺品。最后乾隆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斥责对方不懂天朝制度,派官员护送使团离开中国。马戛尔尼的回程特意选择了一条艰苦漫长的路线,从北京沿大运河南下到杭州,然后水旱交替,经浙江、江西、广东各省,12月在广州登船离开,又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次年3月离开中国,9月回到英国,用时近两年,完成了这次不成功的出访。马戛尔尼访华是中国近现代史前传中的重要章节,双方记述详实,史料丰富,尤其是英方资料图文并茂,颇为生动。

英国人绘制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英国人绘制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通商要求没能实现,后世有人大呼可惜,毕竟当时双方平等,未动刀枪,看上去有点希望,其实没有任何希望。中国历朝通常监管对外商贸都很严格,以利国家安全和政府获取垄断利益。明朝后期的南方乱局以及郑成功建立台湾政权,这些破坏国家稳定的教训都促使清朝执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清初在南方沿海曾设有多个官办性质的对外通商口岸,但后来只保留广州一处,与陆路商业重镇蒙古的恰克图(即买卖城)形成南北对应。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多为坐商、官商,演变成“广东十三行”。此次英国的要求即便都是合理的内容,甚至换成对英方不平等的内容,但只要有自由通商一条,就触犯大忌,不要说是乾隆,其他朝代也难同意。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与内容无关,涉及形式,英国人对此领悟不深。商谈本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过程,可是跟中国皇帝平等商谈简直是天方夜谭。自封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爷,向来都是一言九鼎,怎能容忍商人式的讨价还价,更何况还是面对蛮夷之辈。

清朝内务府档案记载的马戛尔尼赠送的部分礼品名录,其中有枪有炮。

清朝内务府档案记载的马戛尔尼赠送的部分礼品名录,其中有枪有炮。

乾隆年事已高,昏聩自傲,无视西方科技的先进,自视天朝物产应有尽有的态度也被后人诟病,不过并不全面。明清两朝皇室和权贵对于很多西洋器物非常喜好,是上流社会的高档奢侈品,不惜重金购买,甚至命工匠仿造。欧洲对此早已知晓,所以马戛尔尼这次出访,赠送的全是精品,希望通过介绍能吸引清政府对通商的兴趣,没想到又触犯中国大忌。看到这些礼物,乾隆及官员们能够感觉出其中有精妙,但是就像对待此前收入囊中的西洋器物一样,还是当做玩物,包括其中具有军事用途的枪炮,仍然拒绝了解背后的门道和知识。试想,在一群极其自恋、又自认为无比强大的中国上层人士面前展现优势项目,还滔滔不绝地进行讲解,再进一步衬托出他们的无知,结果就是遭到冷淡、不屑和排斥。而当这种自恋的成功心态上升为一种国家或民族的群体意识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后来缓慢的艰辛学习历程了。中国自进入农业中央集权时代,通常都充斥着乾隆皇帝的这种心态,今天也不少见。面对不只限于战争的惨败,口服心服的情况绝少出现,口不服心服是可以理解的正常反应,为学习和赶超做准备。最可怕的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罔顾现实,墨守成规,只能迎接下一次惨败。乾隆的傲慢既是对外界的无知,也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更何况当时的清朝尚未遭遇战争失败,哪有心情向蛮夷不耻下问。

故宫博物院藏马戛尔尼赠送的火枪。

故宫博物院藏马戛尔尼赠送的火枪。

清朝是外来政权,在前期非常注重学习,当然对象只能是汉文化,通过取长补短,革除许多前朝弊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被合称为“康乾盛世”,经济、军事、政治表现都有值得称道之处,解决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成绩堪比唐朝盛世,疆域版图的面积和实际控制能力更胜于唐朝,康熙“千古一帝”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如果抛弃民族主义视角,清朝皇帝的综合水平在中国历史的大王朝中可以排名第一,除了后期三个小皇帝沦为傀儡之外,至少没有暴君,也没有放弃职责的荒政之君,没有导致宦官专权,最多算是一群没有跟上时代变化的昏君。而这个变化的时代,恐怕汉武帝、唐太宗再世也不易跟上。

清前期能获得如此成绩,除了自身的努力和朝代更替等内部因素,如人口总量大幅变化,外部因素是周边地区实力太弱。东南方向的海上强敌还没有到来,西南方向的烟瘴之地和青藏高原依然是千年屏障,西部丝绸之路已经彻底衰落,各种反叛均被剿平招抚,北部的蒙古高原收入囊中,新兴的俄罗斯还无暇南顾。安全的外部环境给清朝带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这些成绩都是纵向对比得来。康乾盛世只是中国人自己的记忆,借助引进的高产农作物和农业中央集权,最后一次对农业文明精耕细作、吃干榨净,再无任何潜力。康熙时期“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看上去很美,而后患要由后辈承担。康乾盛世与唐朝盛世可以一比,但是形似实非。如果视野放大,清朝对世界发展并无太多积极贡献,与唐朝有天壤之别。

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对东方几个强国的印象,有一个渐变至转折的过程。起初在王权兴起的过程中,比较尊重奥斯曼、莫卧儿等伊斯兰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甚至是恐惧,而对中国有一种近乎于无知的崇拜之情。儒家思想代表道德治国,王朝庞大长久代表圣主明君具有高超的执政能力,科举考试、文官制度代表社会公平、人尽其才。尤其是国家能够远离战争,仿佛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之下,像一个天堂般的国度。总之,和煦温暖的“中国风”令人陶醉。在当时欧洲人眼里,至少在很多学者眼里,或因社会变革需要,或因地理相隔遥远,对传教士们传回的信息经过筛选后,中国总是展现出完美的一面,评价远高于几个伊斯兰大国。

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尤其是启蒙运动中对王权的不满,东方强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逆转,由近及远,逐一破灭。伊斯兰诸国的没落,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形象也提出质疑,例如英国作家笛福在1719年出版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就有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不过要想证明地球是圆的,必须通过环球航海,要想证明中国是腐朽落后的国家,必须有人进行实地考察,刺探情报后传回信息。职业间谍最为神秘,故事曲折动人,以至于有人总结说:“最伟大的间谍都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其实相比于技术层面的职业间谍,某些人员在宏观战略层面的间谍作用更大,不必出生入死,只要根据逻辑和常识做出正确判断即可。

后世将关注的重点通常放在马戛尔尼这次出访毫无悬念的前半程,而容易忽略真正发挥历史作用的后半程。马戛尔尼外交使命的失败不能掩盖另一种成功,堪称伟大的外交官间谍。在中国的回程期间,从北到南,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想,缺少了繁文缛节的束缚,敏锐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基层。马戛尔尼凭借外交官的职业素质和知识积累,为欧洲总结出一条简单而重要的结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弱国。对于这件事,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并不知晓。不止马戛尔尼,使团其他多位成员也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记录来华过程。避暑山庄和紫禁城的宏伟几乎被忽略,技术、交通、民居、军队、普通民众的生活是重点,将前人描绘的中国正面形象彻底颠覆,多使用贫穷、落后、肮脏、停滞、专制、野蛮等词汇。中国被形容为一艘腐朽的大船,可以轻易沉没。

马戛尔尼使团某成员沿途绘制的清朝军人形象及单兵装备。

马戛尔尼使团某成员沿途绘制的清朝军人形象及单兵装备。

回想二百年前,利玛窦在明朝末期还总体夸赞中国。乾隆末期只是露出由盛转衰的先兆,就遭到英国使团的恶评,几乎是全盘否定。出现巨大反差,是因为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欧洲已经不再是那个欧洲,英国人确实有恶评中国的资本。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欧洲由于进步迅速,通过对比,很容易对中国的落后做出判断,马戛尔尼访华只是完成了从怀疑到验证的过程。相反在中国,这次访问除了多一次朝贡记录,没有给清朝带来丝毫影响。突破历史的首次东西方政府级的重要会面虽然无果而终,但是后果很严重。神话破灭后必然要戳穿谎言,武力较量迟早发生。

马戛尔尼回国后,英国因参加反法战争,没有继续进行接触。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又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决定再试一次。1816年派遣特使阿美士德组团出访中国,主要目的与前次相同,希望清政府废除外贸中的官办制度,多开商埠进行自由贸易。这次因使团为保持大英帝国的尊严,不愿行三拜九叩之礼,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遣送出境。阿美士德返程,途经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拜访被软禁的拿破仑,两人还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是泥足巨人或睡狮的讨论。阿美士德回国后,称指望通过和平外交手段与中国发展扩大贸易是不可能的,不想维持现状或放弃贸易,只能诉诸武力。结果英国选择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发现有一种商品,既可以避开清政府禁止全面通商的政策,又可以获利。这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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