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路和天路连通雪域高原

摘要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对于西藏更为适用。西藏从原始的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书写新的篇章。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八十五)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骚乱。藏独分子表现疯狂,与境外势力勾结,希望借用奥运年,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尽管闹出的动静很大,但对于结果而言,却是最差的一次。因为逆流而动,越卖力就越失败,古今皆然。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位于中国西南部,包括西藏、青海大部和其他几个省区局部,也包括邻国的部分地区。中国境内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地质年龄比较年轻,大约5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遇碰撞,地面抬升隆起。一番沧海桑田后,原来的一片海洋变成了今天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特殊之处是面积大、海拔高,因此被誉为“世界屋脊”和“第三极”。与其有点相似的是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高原,但不属于同一量级。青藏高原是多条大河的发源地,孕育滋养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因为它过于高远,直到近代,才窥得全貌。高原上山脉错落,冰川纵横,湖泊密布,景象万千,既有连生物都很少光顾的极端寒旱地带,也有受印度洋暖湿气流惠顾形成的“西藏江南”。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必然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文化,让一批批西藏迷们为之倾倒,不知所措。乱花渐欲迷人眼,问题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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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形图。

世界屋脊在地理上仿佛一座大孤岛,自然条件总体恶劣,地广人更稀,社会发展缓慢。藏族的起源在学界尚无定论,来自东方或南方都有可能。至6世纪时,青藏高原分布有很多氏族和部落,各据一方,纷争不断。其中在今天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逐渐壮大,其首领被尊为“赞普”。至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时期,降服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拉萨)。吐蕃是唐朝人对这一政权的称谓,“蕃”是古代藏族的一种自称,一般认为发音由苯教而来。苯教的源头可能来自中亚某个古老宗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原始的图腾崇拜融合形成苯教。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扩张,至8世纪末达到全盛,疆域东至陇右,南并南诏,西连大食,北接回纥,并曾攻陷长安,洗劫后离去。唐朝与吐蕃长期不睦,战争不断。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联姻,虽被传为千古佳话,而事实上只是唐蕃之间的短暂蜜月期。9世纪初,吐蕃陷入内乱,842年,末代赞普被杀,王室分裂,开始了封建割据。

社会动荡时期,多是宗教兴盛时期。原始的苯教难当重任,佛教开始大行其道。佛教于松赞干布在位时传入吐蕃,包括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两派同为大乘佛教,但为争夺主导权,激辩多年。后在赞普墀松德赞的决断下,汉传佛教惨败,被逐出藏区。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地早已式微,虽然在吐蕃获得尊崇地位,却离原貌渐行渐远,其间与苯教融合,其后又受印度多种宗教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

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几位赞普的本意是借助佛教维护统治,没想到随着佛教势力增大,各地开始借助佛教削弱赞普及旧贵族的权威。末代赞普朗达玛听从反佛人士建议,扶持苯教,下令吐蕃全境禁佛,收回寺庙,焚毁佛像佛经,杀害高僧,强迫僧人还俗。朗达玛的专断引发强烈反弹,各地纷纷反抗。结果吐蕃灭亡,近百年后佛教强势回归。

藏传佛教是藏族地区最典型的文化代表。它的形成表明该地区虽与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相邻,但因地理条件过于特殊,社会发展却能特立独行,很多社会内容与周边并不合拍,反而在遥远的欧洲可以找到知音。如果对比吐蕃王朝的灭亡及藏传佛教的兴起,与罗马帝国的灭亡及基督教的兴起,不难比较出二者有一定的相似度,并且因此都形成了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政教合一。不同之处是因为藏区的自然环境更恶劣,生产更落后,比巫术横行的多神时代进步有限,精神统一难以归于一神,所以是多神教的政教合一。

藏传佛教派别众多,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某派可以坐大,但很难服众。宋朝勉强自保,无暇西顾。蒙古西征,所向披靡,藏区多方经过协商,推举萨迦派领袖萨班(1182~1251)出藏,与蒙古高层联系。1247年双方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确定藏区归顺蒙古,同时确立萨迦派在藏区的领导地位。1260年忽必烈继位蒙古大汗,1264年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后更名为宣政院。蒙古人原来主要信奉萨满教,在接触藏传佛教后,为我所用,很快就实现了蒙藏一家亲,可见二者的社会基础有相近之处,而更加自诩高深的汉地禅宗并没有被蒙古人相中。

藏区在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其行政管理必须要借助宗教势力。忽必烈封萨班的侄子及弟子八思巴(1235~1280)为帝师,八思巴不辱使命,多有建树。帝师制度得到延续,终元一朝,共计十三任。明代元后,派员入藏,告知中原易主。元朝最后一任帝师于1372年赴南京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为国师,明朝顺利接管藏区。不过,早在元朝末期,萨迦派(花教)已经失势,噶举派(白教)当道,另外噶当派、宁玛派(红教)和早已佛教化的苯教(黑教)也有一席之地。面对各派,明廷没有贸然采取特意扶持一方的政策,而是平衡处理。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原属于噶当派的宗喀巴大师(1357~1419)面对乱象,博采众长,决心改革佛教,1409年正式创立格鲁派,兼并噶当派。格鲁派因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格鲁派调和显密两宗,重视戒律,所以僧人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显得更高,从此信众日增,并于明朝后期传入蒙古地区。格鲁派坐大后,必然派中有派。宗喀巴的众多弟子都建立了支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达赖(意为“大海”)和班禅(意为“大学者”)两支,其中达赖一支因为掌控了藏区的经济富庶地区,所以势力最大。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最早始于元朝初期。噶举派在与萨迦派的争斗中失势,又恰逢身为领袖的高僧圆寂,为避免本派群龙无首,同时为表示最牢固的继承关系,于是采取佛教中的轮回说,选择灵童,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至16世纪,藏传佛教的大多数教派都施行了活佛转世制度,以至于后来活佛遍地开花。一时的权宜之计,能被迅速推广,表明这种制度创新与地区的实际需求高度契合。活佛转世制度除了可以巩固政教合一的正当性,还可以降低政权更迭的成本,尽管不可能完全避免政局动荡,但这在经济极为落后的地区也算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活佛太多,也要排排座次,否则难免大开杀戒。已经在影响力方面当上老大的格鲁派,没有力量对藏区实现武力控制,所以还是需要靠外力帮助,确认其领导地位,以维持地区稳定。

清朝崛起前,蒙古人的势力已经进入藏区,有军队常驻。满人与蒙古人的关系很好,五世达赖遣使赴盛京(今沈阳)向皇太极表示归顺之意。清朝定都北京后,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赴京觐见顺治皇帝,受到册封。五世达赖圆寂后,因多种原因,藏区并不稳定。为了防止因达赖废立问题引发动荡,康熙于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至此,在清政府的认可下,确立了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以后二者转世都要由中央确认。达赖、班禅相互帮扶、互为师徒,又相互制衡、互为对手,并且形成了各自以拉萨和日喀则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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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见顺治皇帝图。

清朝前期为稳定边疆不遗余力,清政府虽未改变对藏区羁縻管理的性质,但是藏区每乱一次,通常都会导致中央的控制力增强一级。1720年清军入藏,把守要地。1725年清政府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北部蒙古诸旗、南部藏族土司后,顺势于1727年派遣驻藏大臣,协助达赖、班禅。1751年又批准成立噶厦(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政府,设噶伦四人,三俗官一僧官,由清政府任命,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从此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停止战事,加强经济,青、甘、川、滇等地的藏族分布逐渐得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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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相传始建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17世纪重建,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居住地。

西藏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民往来频繁。18世纪后期,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两度入侵西藏,1791年还洗劫了班禅住地扎什伦布寺。八世达赖上奏告急,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统兵入藏,驱走外敌。随后颁布实施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包括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中央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以及常备兵制度,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四地驻军,保障安定和增强国防。

英国殖民印度后,继续北进,陆续控制了尼泊尔、锡金、不丹,并图谋将西藏收入囊中,先是派人以传教、游历、经商之名,搜集情报,然后借助贸易向西藏渗透,鼓动民族矛盾多挑事端,蚕食中国领土。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获胜,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亚东为商埠。1904年英国再次入侵西藏,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1876~1933)被迫出走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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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入侵西藏纪念章。正面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像,背面为布达拉宫。

随着军事胜利,英国本想顺势将西藏变为殖民地,但很快发现并非易事。雪域高原不是南亚次大陆,达赖不在,九世班禅(1883-1937)也拒绝与之合作,英国人再威风,西藏各界却不为所动,清政府的表现也不卑不亢。另外在国际上,与英国长期反对俄国独占新疆形成对应,俄国利用本国蒙古族信仰喇嘛教的因素,也对藏区施加影响,并长期反对英国独占西藏。英国经过权衡,与清政府签约,获取众多利益后,放弃占领西藏,转而图谋支持西藏独立。

清末国力日衰,中央自顾不暇,无力维护西南地区边疆的稳定。面对英国的各种侵犯,西藏势单力薄,利益不断受损,与中央沟通不畅,达赖甚至两次被革除封号。1910年初,因与驻藏大臣不睦,达赖又被迫出走印度,受到英方款待。这一时期,西藏上层对中央愈发失望和不满,逐渐形成了分裂势力。辛亥革命后,许多省份宣布自治,中国内乱加剧,祸及边疆,1912年西藏发生驱逐汉人的事件。西藏虽未公开宣布独立,不过随着中央在西藏常设管理机构的瓦解,实际已经处于独立状态。英国趁机于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试图逼迫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还背着中国政府炮制麦克马洪线,把西藏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令边界问题后来成为中印两国间的一大障碍。期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开始疏远,最终双方交恶,班禅出走内地,达赖控制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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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

西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面看多为政治原因,其基础却是经济原因。亚东开埠后,英国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产品,换取西藏的原材料,双方贸易额大幅增长,反之,西藏与内地的贸易额逐渐萎缩。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完善了印度到中国西藏边境的交通线,货物人员往来极为便捷,以至于后来中国内地的很多货物运藏,甚至官员赴拉萨,都要途经印度。至1924年前后,传统的汉藏贸易几乎停止,古老的交通线上冷落车马稀。此时的西藏与内地,地理关系依旧,但是往来形同陌路。另外,英国帮助西藏组建新军,加强军备,长期垄断对西藏的军火供应。通过商业、军事双管齐下,英国培植了大批亲英势力,更加便于在政治上控制西藏。

英国鼓动西藏独立,达赖内心矛盾,却没有走出最后的一步。因为他也清楚英国的不轨之心,更清楚西藏难以脱离中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达赖主动派员接洽,表示回归之意,中央也派遣官员与之商讨各项事宜。不过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随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相继爆发,此事又被搁置。期间,尽管英国逐渐衰落,二战后准备从亚洲抽身,却还是不遗余力地扶持分裂势力,俨然将西藏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转折出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内战结束之日即边疆回归之时。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拉萨。该结束的终于要结束了。

西藏的农奴制不仅落后,而且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相违,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经过协商,中央给出过渡期,希望缓步推进改革,但是西藏上层部分顽固的僧侣和贵族却决定逆流而动。如果说以前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各种若即若离,还属于简单的政治博弈,这次则是面对根基将被铲除,因恐惧而绝望后的拼死一搏。噶厦政府狂印纸钞,敛财备战,引发通货膨胀。个别地方的公开叛乱始自1956年,并逐渐蔓延。1959年3月,分裂势力在拉萨发动暴乱,妄图通过全面武装叛乱实现其独立的梦想,但在解放军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最后只得挟持(姑且如此认为)十四世达赖逃往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开始与中国政府长期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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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制被消灭后,翻身奴农焚烧地契、债约。

达赖集团投入西方反华势力的怀抱,一唱一和,共同编织西藏美好的过去。西方的西藏问题专家如杂草丛生,连好莱坞的大腕明星都来捧场,普通民众更是趋之若鹜。同西方人沟通农奴制或者政教合一也许并不困难,他们在这方面比中国汉文化圈更有发言权,但是让他们理解西藏的农奴制似乎很困难。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是否美轮美奂?美国黑奴的生活是否更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果真如此,社会改革则无必要,更别说革命了。在国际关系中,西藏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很多西方政客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是借着问题向中国找茬谋利罢了。

但是,西藏在中国内部却是个真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保持到1959年的农奴制是历史的残留,惨绝人寰的场面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西藏废除农奴制后,万民欢腾,部分藏族同胞甚至将毛泽东奉为大神。不过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家整体停滞期间,西藏更是步履维艰。改革开放初期,西藏依然缺乏自我造血的机制。随着东部经济腾飞,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藏迎来了重要机遇。但困难在于西藏的工业化建设成本极高,一袋水泥、一根钢筋的真实价格不能与内地相比,享受惬意的旅游者很难体会建设者的那份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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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为纪念康藏(雅安至拉萨)、青藏(西宁至拉萨)公路建成发行的邮票。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对于西藏更为适用。西藏从原始的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书写新的篇章。西藏独特的地理条件还会保持独特的文化,但是肯定会渐渐摆脱落后和蒙昧。当游客有幸乘坐火车,去欣赏沿途世界屋脊的美丽风光时,耳畔常会响起《天路》这首歌:“……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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