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存在感的直男

摘要

​石原莞尔(石原莞爾,读音いしわら かんじ,有的资料将“石原”误读为いしはら),一个和同级相比官阶不高、较早退休却被视为“陆军的怪才”、“军事奇才”和关东军的大脑的人物。如果翻开二战历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这位。

题图
(作者: koyocactusikune​石原莞尔(石原莞爾,读音いしわら かんじ,有的资料将“石原”误读为いしはら),一个和同级相比官阶不高、较早退休却被视为“陆军的怪才”、“军事奇才”和关东军的大脑的人物。如果翻开二战历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这位。

石原莞尔个性极强,学习成绩特棒,但不服从管教;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个“奇葩”。

石原莞尔生于明治22年(1889年)1月18日(户籍上写的是1月17日),死于昭和24年(1949年)8月15日。他的家乡在日本山形县西田川郡鹤岗(现今鹤岗市)。

对于中国人和盟军其他国家来说,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是战争罪犯和刽子手,对于日本内部来说,一部分人说他是“鬼才”、“有情怀的”战略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说他是“日奸”,是“异端”、怪脾气的怪胎。

“日本鬼子”也好,“军事天才中国通”也罢,石原莞尔都首先曾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很多战争狂人私德很好,廉洁奉公,但在面对其他国家民众时,面目狰狞、无恶不作,同时也把本国的民众拖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别人说,“这些人是如同魔鬼和刽子手一般的恶魔,根本不像是人生父母养的”。

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今天我们以名字很“萌”很可爱,实际上脾气很大、为人复杂的石原莞尔为例,来看看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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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淘气包石原莞尔和弟弟次郎(二郎)。石原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分别为泉和孙次,均夭折。石原莞尔变成实质上的“长子”。】

1:“聪明的病秧子,和同学打成一片”

石原莞尔打一开始就没叫父母老师省心。他和别的小朋友打成一片,经常做打仗的游戏(男孩子的家常便饭)。小学时,对同学说“我将来要当陆军大将”。这是每个小男孩都会有的梦,不过是这位比较直率地说出来而已。他长着一张精明的脸,总带有啥都明白的一脸“找抽”的表情。如果别人和他认真,石原莞尔可能早就被揍趴下多少次了。

出门打架,被人告状,这些可不算是异类。石原莞尔过人的精力和聪明让周围的人都印象深刻。但小时候的石原莞尔是个病秧子,纯属是家庭因素和好胜心才导致他如此活跃。根据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附属病院”保留的石原莞尔的病历来看,石原莞尔童年时期因为患麻疹,接受了好几次种痘。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政府把日渐规范的种痘当成一种防病手段,很多儿童都接受了不止一次。后来的1909年、明治42年法律35号“种痘法”,立法规定国民接受强制性接种,直到1976年消灭天花。)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明治维新之前忠于德川幕府的中下级武士,在日本“走进新时代”以后,等于全体下岗了。很多藩士就像清末没了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最便利最自然的谋生手段就是进入新时期的军警队伍。而他们的后代很多人当然也顺理成章,投身行伍。还有一部分已经“脱藩”的无业武士则变成浪人、雇佣兵或投机份子。看看标配的日本军刀有多像旧式武士刀,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军界,有多少砍不掉的封建残余。明治维新后也在“与国际接轨”,日本自上而下的不彻底改良可以用一个日语词来概括,写成汉字是“和洋折衷”(日本和西洋结合);半和半洋的日本高层人士端起了鸡尾酒,跳起了交际舞;而明治中期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上西洋的科技)思想的出现,使日本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日本草根阶层也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带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民族精神,就这样跳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

石原莞尔的父亲石原启介是警察,由于工作关系,曾经经常调动,后来任饭能警察署的署长。石原家族祖上是旧幕府时松山藩的藩士,父亲属于庄内藩(庄内藩下设有有分藩大山藩和松山藩)。石原莞尔的母亲旧名白井钰井,是庄内藩藩士白井重远之女;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会不时参加一些社会事务。外祖父白井重远在维新之后担任过当地户长、村长等职务,修过堤防和隧道。石原莞尔从小估计是因为家长忙,性格不是一般的调皮。

1895年(明治28年),石原莞尔的两个姐姐石原元和石原志曾把他领到学校,纯属因为帮家长带孩子;石原莞尔一点不乖,大叫大嚷,弄得鸡飞狗跳。本来是应该“撵出去拉倒”的,矢口校长可能看出这小孩很聪明,就对他进行了测试。石原莞尔答出了相当于一年级水平第一名的成绩。矢口校长于是以“已经在家预备学习一年”的名义,于同年开学时,将石原莞尔编入二年级就读。

大家认为的淘气包“人来疯”,少儿时期恰逢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国民有了国民意识,有了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当时,日本战胜过白种人的俄罗斯和东亚的老牌大清帝国,一下子激发了日本民族的主人翁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别忘了,由于历史原因,日俄战争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的。大家知道除了台湾琉球,当时的日本已经盯上了中国东北。日本的“文明开化”等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潮如“脱亚入欧”、“亚细亚主义”接连涌现。而日本的信心爆棚,自认瞬间跻身于“世界列强”,短短几十年便自我感觉“德性大了”起来。与俄国和清国的战后,日本到手不少实惠。日本国民昂首挺胸,个个都觉得“当家作主人”了。石原莞尔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自然也深受影响。

2:“怪怪的奇葩,自我膨胀,存在感极强的直男”;

石原成长的时代,恰逢日本磕磕绊绊的走上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强国之路”,日本开始努力向海外伸手“争取生存空间”。政府对于日本国内,抓教育,促生产,同时也密切注意国防建设,日本不想走上类似朝鲜和清国的老路。

石原莞尔随父亲工作调动多次转学,但一直保持好成绩。别人觉得他脾气不好又吊儿郎当,似乎是那种“不死读书还能考得好”的人。其实大家都被忽悠了,石原莞尔一直偷偷在用功学习。据根据保留的资料来看,石原在“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成绩也不错。开始,石原以插班生进入第六期学习,在51人中获第一,并保持了三年的好成绩;特别德语、数学、植物学和日本语很不错,据说和第二名大大地拉开距离;但器械体操和剑术就很不理想。

石原经常表现得孤僻,躲起来不和别人玩,或者没事就侃大山,让别人以为自己是悠闲的得高分。1906年,这种“我必须看起来很聪明的压力”让石原得了慢性胃炎,1907年当上候补士官后,又因为胃病一度请假休息,不过他还是保证了学习进度。

在校住读期间,石原莞尔努力读战史、政治和哲学,泡图书馆,暑假也不回家,据说其父母尤其是父亲为此颇为不满。有一次因开设有“为将来作战准备”的绘图能力课程,老师要求交一张写生,石原的作业把老师几乎吓晕过去。一贯离经叛道的石原莞尔画的是自己的生殖器,题字为“为每周写生题材头痛的我的宝物,作于厕所”。这个别人眼中“心眼太多不长个子”的赤膊小公鸡,从来都喜欢刷存在感,有着超强的表现欲。完全的自我膨胀心理和智商优越感,让石原根本就没把校规和风纪放在眼里。还用说?开除。

校长认为石原这时才15岁,“要允许年轻人犯错误”,觉得石原是个人才,决定暂时留校察看。

除了画一张填满纸的生殖器来吓唬老师,作为陆军的苗子,石原的军容风纪从来都该好好教育。他当年不爱卫生不洗澡,到了“抓到虱子就放在文具盒里观赏”的地步,不知道是害怕浴室还是替学校节水?应该深切同情石原的老师同学们。

石原莞尔接下来进了陆军士官学校,成绩没说的。相对于军事学,他更爱学历史学和哲学,还常和军事杂志的战例讲评栏目互动,是个热心读者。不出所料,又是“军容风纪”和“不服从管理”等问题拖了成绩的后腿。

石原可能是属刺猬的,天生喜欢跟周围过不去。还好他算是有两下子,如果不行还炸刺儿的,别人大不了不理他就是。本来在士官学校同期生350人中,毕业成绩排第三名的他,由于军容不整,反抗区队长(这个可以理解,旧式思想弥漫的日本军队中,兵龄就是辈份),被降为第六名(前五名能得到天皇御赐的银怀表!这是校方故意教训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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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石原莞尔和弟弟次郎。坐着的是次郎,此时进入海军。次郎(又称石原二郎)后来做到海军中佐,于1940年6月死于飞机事故。】

3:从“亚细亚主义”同情中国到“日本才是最好的”民粹主义者

1910年(明治43年)4月,作为新授衔的少尉,石原莞尔被派往朝鲜的春川驻防,当时朝鲜正在受日本的军事制约,为了弹压朝鲜人民反日,一直有军事力量进驻。同年六月,石原还去了汉城。

1911年(明治44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了海外。石原莞尔给战友讲推翻帝制的孙文(孙中山)此举的意义,然后带着手下训练的见习士官们冲到小山头上,对天鸣枪并流着热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当时日本还是习惯指代中国为支那,是中性词)!

有人可能不理解石原当时为何为中国高兴?

我们刚才提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了思想启蒙运动,有不少关于地缘政治的新思潮出现。当时深得拥趸的“亚细亚主义”,出自南次郎,另一位日本陆军精英前辈。这种思想的主要核心是说,“黄种人、亚洲人是一体的,我们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和欧美白种人抗衡”之类。20世纪早期,很多日本军官都很吃这一套。清末,不少日本人都支援过孙文和黄兴等人的反清活动。

石原所在的步兵第六十五连队长官命令他,去考“陆军大学校”(当时最精英陆军人才基地),于是石原就成了该队第一个考上陆大的。别人以为石原没怎么复习,不带书去考场,别人复习时,石原出去遛弯。有人以为,他可能是不学习就轻松考上了吧?其实不然,又不是开卷考试,带书干啥呢?同学不知道,石原一直不断学习积累,他平时不和别人应酬,没有不良嗜好,不爱烟酒,只爱吃甜食、看书和辩论。在入学面试时,石原的前瞻性思维又把老师吓了一跳。当问他机关枪的有效用法时,石原回答说,装在飞机上,向敌纵队射击;更大胆的比喻说,“就像醉汉,边走路边小便”!石原还在黑板上画出了示意图,而那个时代的飞机只有雏形,还没有过装机关枪开火的理念。而石原的理念巧合的在1915年4月被法国人想到了,于是一战战场上出现了战斗机。在校时,石原课余研究战略和宗教,战术知识很丰富,能问倒教官。石原莞尔于1918年(大正7年)作为第30期毕业生的第一名毕业,理论上可以有资格面见天皇,接受嘉奖。但是......!没错,他不遵守军容风纪,冬天也会穿脏了的夏常服;在日本亲王来视察时,石原不按规定着装,令校方尴尬。校方把石原降为“次席”。还有一个理由,“首席毕业生”要在天皇御前演讲,这种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刺头肯定不行;就怕石原不会好好说话给领导惹事。校方领导让铃木率道做了第一名(铃木率道是广岛人,日后也将是在中国战场上大搞特务活动的“杰出人士”)。当时还有一个说法,由于朝廷的宿敌出身庄内藩,所以石原因为籍贯问题屈居第二。按规定,每届毕业生前六名的优秀生可以得到天皇御赐的军刀,石原和后来战后被定为战犯的很多人(如松井石根、畑俊六、梅津美治郎等等)一样,都是获此殊荣的“军刀组”(又称“恩赐组”)成员。石原莞尔表面上看起来是“异端”,其实这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小个子男生很自然的表现。血气方刚,自信满满,立志投身时代洪流,出人头地,让别人不得小瞧自己,石原莞尔内心每天都觉得自己还是儿时那个打架没优势身体瘦弱的小孩。石原成年后,身高只有1.59米,这种官方记载还是客气的。当然生于19世纪的人平均身高都不怎么得意,作为小个子,石原从心理学上更喜欢找存在感,让别人“仰视”自己。

顺便说一下,东条英机作为石原莞尔1915年(大正4年)毕业于陆大的“前辈校友”,父亲是东条英教将军;石原总以为东条“走后门靠关系上学”,不放过任何批评贬损的机会。东条在学校是“打架王”,精力充沛,学习极端刻苦,就是成绩上不去,所以被石原笑话了一辈子。工作后工作态度严厉的东条人称“剃须刀东条”;其他人都敬着他;石原却公开直呼东条那个“上等兵”,还说“东条可以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枪,多于20挺就不好说了。”在战争这条不归路上,喜欢冒进的东条和冷静的石原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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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东条英机,日后成为著名战争狂人和甲级战犯。年轻时东条是个“愤青”。个人认为,长得抱歉就不要老是带刀照相了哈!不少日本军人喜爱拉弓射箭,舞刀弄棍,但很多兵器都有规定的制式尺寸,相比之下,这完全出卖了“大家基本都矮”的事实。)

1920年(大正9年)4月,石原莞尔加入驻中国的派遣队和“国柱会”。同年5月,到中国湖北汉口赴任。别人以为是给“穿小鞋”,石原却正中下怀。他早已向往中国,如今百闻不如一见。

在汉口的日本公使馆,石原的顶头上司是板垣征四郎(著名甲级战犯,时任武官助理)。在中国,石原莞尔到处收集情报,用自己的方式深入群众之中。在中国一年期间,石原跑遍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方。

和上司板垣征四郎一样,石原变成了一个努力学习的中国通。为了多了解中国底层情况,石原混迹于底层社会,和草根阶层打交道。一次石原装扮成苦力工在码头上干活;不知为何被警察盘问和殴打。石原的破衣服被扒光,最后一个铜板被抢走。每天发生在中国底层老百姓的遭遇,如今自己也遇上了。

结合自己的遭遇和一路上看到的中国军阀混战和民众受苦的乱象,石原自以为看到了中国的全部。他总结道,“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学生团体最可恶,把老百姓忽悠起来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就掉头走了;中国政治失败又无望......”

渐渐的,曾经推行泛黄种人主义的石原等等关东军驻中国军官开始转变成为另一种唯日本独尊的看法。“既然中国当时作为黄种人国家看不到希望,那么就由日本来带领亚洲走向辉煌吧”!这种疯狂的想法一旦产生就再也没有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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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30期毕业生,前排坐着的中央者为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对于中国,也像对他的同学那样,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不争气,转而打算“引导”中国。忽然很把自己当根葱的石原抱着理想回了日本,当上陆大兵学教官。紧接着就被派往德国。

除了日常工作,石原阅读各种书籍尤其名人传记,常穿着和服,但出席宴会和其他正式场合也会穿西装和流行的大衣。喜欢发散思维和新事物的石原对于当时在德国也是“看都没人看”的徕卡相机很是感兴趣,对于不讲究生活的他来说这是唯一的奢侈。迷上了摄影,对于作战工作也有帮助。如果那时有社交网络,表现欲强的石原一定会天天发照片骗点击率。

和“蠢东条”拉着老脸当领导的作风不同,石原莞尔带兵时虽然训练超严格,在私人生活上却带着人情味。石原改善士兵的伙食和军用酒吧的服务,设置循环给水设备的浴室,让战士们有条件洗澡讲卫生,和石原少年时可以完全不同。驻扎在仙台时,石原教出身贫困的日本东北地方兵养安哥拉兔子并带回老家,使其退伍后可以有谋生技术。有一次石原穿着和服在陪兵士们训话,中队长训话又臭又长,天上下雨,还在不停的说,石原大喊,“中队长是大蠢货!我的和服可是借来的!”于是大家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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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九年(1934年),当时的石原莞尔是大佐衔级。

“到满蒙扩张”,以此作为抗衡苏联的“生命线”,然后南下,向东南亚扩张,进而和太平洋对面的美国抗衡。石原莞尔的“战略全局眼光”可以说“很有道理”,只是他根本没想到,虽然想得很美,现实没那么简单。】

4:“我们开创了一个参谋呼风唤雨的时代”

1928年(昭和3年),经过锻炼的石原被派往中国东北,变成了一名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时隔八年,又来到中国,石原完全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有句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有人说,“瞎参谋、烂干事,不要脸的助理员;”而可能令当代人不解的是,石原那个时代的“参谋”不仅说话好使,而且一言九鼎,非常具有权威性。

在德国学习工作过的石原不仅练好了德语,带回了先进摄影器材,他还带回了另一样可怕的武器。

纳粹思想!

石原莞尔接受了当时德国兴起的纳粹主义,带回日本改头换面就成了“日本亚洲第一”、“日本人种优秀”、“日本要成为世界主导”等等论调。石原彻底抛弃以前团结亚洲的思想,打算唯日本独尊,先找个根据地给日本造血,进而南下推进;日本就能真正和白人国家抗衡!石原预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左右,一定会有下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一定会代表黄种人赢(世界大战确实发生了第二次,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日本从镰仓时代到德川幕府末期的倒幕运动,“下克上”就是很常见的思想。盲目自信、尚武,不服管,和国家的神道教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怪胎。这是一种有日本特色法西斯加上国家认可的原教旨主义,巧妙地和“民族生存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给国民大力洗脑,说扩张生存空间,移民满蒙是最好的选择;大力宣传和愚民,说自从蒙古在元朝时侵日失败,到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日本都成绩不错。海洋就是日本的天然防线。最关键的是凭什么英美法德意西等等国家都扩张过了?日本也要这个机会!

日本关东军又素来有“跋扈”的传统。最关键的是,只有陆大每届前五十名毕业生才有可能入选关东军的参谋,所以对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每个参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些参谋,并不是烂大街的,他们有能力,又不易受约束,内阁又刹不住车,难以制约的一群参谋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石原莞尔早就有了自己创立的指导思想,在1927年(昭和2年)他提出了“满蒙领有论”,并作为自己所著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计划书的一部分。

这和日方高层的设想不谋而合。

当时日本也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扩张自己的势力迫在眉睫。我们来看看在石原莞尔到中国赴任之前的一件大事。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爆炸事件被谋害。

日方高层曾有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出任日本第18任首相,想利用扶植张落实曾经和袁世凯订立的『中日二十一条』(正式名称为『日置益公使面交条款五种』)。日方想要求张作霖继续贯彻这份卖国条约。当时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和打算北伐的蒋介石之间有摩擦,而张实际上是北洋军阀最后的掌门人,作为实质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于各方力量博弈,一贯自有一套。早在1916年5月,属于激进派的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组成“满蒙决死团”想要刺杀张作霖。侥幸逃过一劫的张作霖为了保存实力和日本虚与委蛇,而日本人威逼利诱,一直以为张只是唯利是图的一介武夫。1927年4月20日,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开始考虑全面扩张,策划分裂满蒙,进而问鼎中国。同年6月27日,田中开了“东方会议”,后来又推出著名的“田中奏折”。虽然也一直有历史学者说这是一份假文件,但“东方会议”的会议精神是没错的,大家公认要沿着满蒙打进中国。日本又拟定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这五条铁路意图连接苏、朝和中国满蒙,一旦开战,24小时内,大部队就会深入中国。拟定的地点中有的地方有矿山,有的地方有大米,有的是老交通枢纽,看得出日方胃口不小。该条约的核心是土地和铁路,张作霖出身在农村,大半生南征北战,深知土地和交通运输就是国家的命根子。地图上,五条铁路就像五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眼睛在灼烧的张作霖在地图上画了五个圈圈,说,“我知道了地方,但今天只是预备的谈一谈,具体再详细讨论”;张告诉日本人去各部门“找具体负责人”,同时告诉东三省的省议会,开会不许通过。1928年1月,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会议召开,大家都投了反对票。张作霖虽然没文化,可不缺民族精神,叫几句“大帅”好听的根本软化不了他。他说,“日本人欺人太甚,我老家祖坟都在东北呢!我不能出卖东北,不能让子孙后代骂我是卖国贼!”日方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去拿文件,张作霖只写了一个“阅”。这个字不代表法律意义的认可,只代表看过了。最后折腾了好几个月,张作霖坚决不合作,日方只好“图穷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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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生于1875年3月19日),字雨亭,辽宁海城人。自清末文盲出身的奉系军阀,靠收钱给人当保镖起家,有其封建军阀的一面,但在跟帝国主义打交道时,他深明大义,寸土不让,站稳了中国人的应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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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负责谋杀的河本大作,是田中义一“外科方案”(逼张卖国,不行就除掉他)的执行人。经多次考察,反复计算,选择了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口皇姑屯一处三洞桥,他埋了两道炸药,共120千克,30个麻袋。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河本对铁轨动了手脚,还布置了刺刀队,还有竹下义晴少佐等人在张附近充当眼线。尽管明知有隐患,一再更改行程,就这样,张作霖还是踏上了死亡之旅。日方也布置了假现场以混淆视听,希望别人的注意力转向国民党和前苏联。

而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张作霖的东北老家也有交集。沙俄时期就修建的中东铁路南下支线(南满铁路)周围有关东军驻防,但同时苏方也掌控着铁路使用权,堂堂中国的铁路,前苏联还要求张作霖按照沙俄时代旧条约交使用费。1924年9月20日,中苏双方又补签了『中东铁路条约』。截至1925年12月,张所谓欠苏的“过路费”就已达一千四百万卢布。张也比较强硬,在1926年9月,苏方也曾派特工萨尔嫩等人想谋杀张作霖,但在边境被识破。萨尔嫩跑掉了,同伙被抓,苏方政府便声明“那是一个俄国移民,和政府行为无关”。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找到的文件说,前苏联也有心再谋杀张一次。再次实行谋杀就定在皇姑屯事件之前,但日本方面也没落下。战后的东京审判上,日本仍说自己干的,坚持说不是发动战争,只是小摩擦。当然,预谋以如此明显的做法杀害一位实质上的政治首脑,这就是战争行为。这也是有关当时中日苏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对于张作霖的强硬态度日苏都不能忍受。1928年6月4日(民国十七年)清晨5点23分,自北京回奉天的张作霖专列路过皇姑屯,桥被炸断,张作霖重伤不治,当天便死去了。其子张学良马上回东北安定局势,身负国恨家仇,于1928年(昭和3年)12月29日换上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史称“东北易帜”。张学良在父亲被害那天正好27岁,他后来生日都改在6月3日,以此不忘耻辱。

日本白折腾了一通,离自己的期待更远了。

后来更有日本学者著书说,张作霖父子在军政关系有意见分歧,张学良事实上该对爆炸事件负责。这和苏联特工谋杀说法也一样属于不能证实的“假说”。在此姑且一谈。

作出炸死张作霖的“丰功伟绩”的河本大作,也是一位关东军的参谋。这次是由内阁主张的,日方想要东北已经急红了眼。但张作霖的死亡也没换来好处。田中内阁只好集体总辞职。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腾飞,人口猛增,但一直有危机感;我们知道国际上经济危机也波及到日本经济,日本“迫切需要”找一头奶牛喂养自己。1929年(昭和4年)5月,随着头一年10月满洲赴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板垣征四郎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对老搭档又碰上了,对于他们的合作,人称“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续不和日本合作,在煤矿等方面跟日本企业竞争,这让持有满蒙领有论的石原和板垣都很不乐意,此时蠢蠢欲动的他们在东北正准备大干一场。关东军的理由除了求“发展”,还找理由说“保护日本侨民安全”。但日本军部和上层有所了解,他们派出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到满洲出公差,传达“暂时不许轻举妄动,不可让国际社会觉得授人以柄”这样的指示。

建川美次上路前,石原他们就得到了消息,建川美次倒慢悠悠的,不用飞机,乘坐轮船火车取道朝鲜到中国。密谋原定1931年(昭和6年)9月28日,得知建川的到达日期,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提前十天动手。届时木已成舟,再传达命令就不好使了。

部队本曾有规定,在国外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军官可以判七年或以上有期徒刑,最高适用死刑。打一开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他们如果采取过激行为,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铤而走险。但是1919年颁发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中,却又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自行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

好不容易到了满洲,建川在欢迎宴会上你来我往,一会儿就喝高了。被扶到宾馆休息后,石原他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军队拉出来,在柳条湖畔制造了一起非常小规模的爆炸,声音不大,事件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关东军经过严密计算不想造成过大毁坏,戏剧化的是这次的地点距张作霖谋杀事件只有几千米。10点30分,发长春的列车照样能通过。大家猜到没?这位建川美次,其实和石原、板垣是一条心的激进派。

大家还记得,石原的爱好就是摄影和表现自己。在训练中,石原也拍过视频。如今,摄影技术可有了用武之地。不论是炸南满铁路还是炮轰北大营,石原一直帮助“摆拍”制造伪证。现存很多“九一八事变”的影像资料,都是出自石原之手,所以看爆炸现场照片已经不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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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现场。)

此后,全体事件相关者集体受到嘉奖。石原也荣升大佐,并一路带兵打到零下37度的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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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着军号开进齐齐哈尔城门的关东军第二师团。)

被片面宣传弄得很高兴的日本民众大多情绪高涨,以为国家可以摆脱“昭和恐慌”的经济危机,个人收入提高。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起来,此后,战火蔓延到全中国,日本拉长了战线,延伸到东南亚。

而清醒的石原莞尔知道什么时候按下暂停键。他说立足满蒙就好,暂时不能再扩张。

石原以为1932年(昭和7年)3月1日建立的满洲国会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他当然还是太天真了。

当然作为少壮派的军官成熟起来就会站在成熟的人角度立场上考虑问题。

1936年(昭和11年)二二六兵变时,石原作为作战本部参谋部长,亲自镇压了二二六兵变。

当石原劝诫别人不要轻易冒进,被后辈军官反唇相讥,“我们做的可是和石原前辈当年在满洲干的一样啊”!

石原被噎得哑口无言。所谓的天才一辈子都没这么尴尬过。他没想到,自己做了英雄,怎么能拦着别人“进步”?

不懂自己人的心理,更不懂中国人的心理。眼看自己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眼看日本在战争的不归路上一路狂奔。石原开始主张议和,想发战争财的同袍可不愿意,加上和东条英机永远作对;于是大家的榜样就被逐渐边缘化,做了立命馆大学的国防学老师,接着以预备役闲职退休。

所谓的天才,怎么也没想到,他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一开始只为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狂热的表现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战争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所有的恶魔被放逐到中华大地上,肆虐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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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石原莞尔被授予“满洲国”勋一位柱国章,相当于日本国勋一等瑞宝章。伪满“康德皇帝溥仪”亲自签发授勋命令。)

11

​(日本维基百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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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商的人总看不起蠢货。有智商优越感的石原莞尔一辈子都在“刷存在感”。图为1945年左右的石原莞尔,虽然老病交加,脸上欠揍的表情不变,全都是“爱谁谁”的感觉。)

5:“最后的致意,”

喜欢秀自己的石原虽然一生不服权威和上级,倒也相当珍视自己的荣誉。成为军刀组一员后,石原为军刀献出了终身的精力。

早在满洲作为中佐时,一次意外事故,石原从马上掉下来。很不巧被自己的军刀伤到了,在他曾经年少轻狂,画过写生的部位。石原做过手术,还是留有陈旧性损伤,尿血;后来引发了膀胱癌。

战后的东京审判时,由于身体问题和反对东条的立场,石原莞尔未进入战犯名单,只是作为证人,在酒田被询问。当时战后世界格局逐渐转为冷战,各国重新开始博弈。对战犯的认定也比较僵化,和东条英机一起混的才有可能被审判。

但一生不羁放荡爱作秀的石原说,“柳条湖事件是我发动的,满洲事变都是我的责任。我是战犯,该受审判”之类,这不是悔悟,是表现欲作祟。当法庭外派到山形县酒田的法官问“战争责任”时,石原说把“佩里(逼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人)从那个世界叫回来审判好了!......!我们日本是跟你们美国等等国家学的!”等等,嘴皮子还是很快,法官们只好任其过嘴瘾。问他对于东条的看法是否意见相左,石原鄙夷地说,“东条是完全没自己意见的家伙。跟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意见相左”!

1948年(昭和23年)12月23日七名被执行绞刑的甲级战犯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其他都是参谋出身。其他的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战犯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担任过参谋。

石原曾两次成家,无子女。晚年和最小的弟弟六郎一家人生活。

1949年(昭和24年)8月15日,石原莞尔死于膀胱癌并发的尿毒症和肺水肿,终年六十岁。临终前,口述过『新日本的进路』的文章作为遗书。选择在日本战败四周年的纪念日离开,石原带着混不吝的表情去找他看不起的东条英机了。也许还想损他吧?也许是去见老战友板垣征四郎了呢。

如果现在日本某些公司和集体还有一意孤行、飞扬跋扈的个人作出出格的事,别人就会习惯说,“看,那是我家的关东军。”

了解那段历史,就可以知道,无论多优秀的个人和团体,不自量力,妄图凌驾于整个国家民族之上,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石原一辈子上下翻飞,其实都是一个找存在感的小个子男生不认输的用力表现。

似乎没有上绞刑架是种遗憾?不,石原受到了更高级的审判。九一八从他开始,战火烧遍了东亚。他和靖国神社里面的战友们一样,和“蠢东条”他们一样,确实真的是彻头彻尾的战争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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