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如果中国首先与地外文明接触会怎样?

摘要

再多说两句关于《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此文风格和该刊以往的文章类似,虽然是关于科学的,但是内容偏软,写得就像散文游记一样。该刊科学编辑罗斯·安德森去贵州参观了FAST射电望远镜,并且和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见了面。

题图
作者: 三思柯南

​​​方舟子博士关于此文的评论已经可以证明,他已经没有资格从事科普工作了。

译者按:下文是美国《大西洋月刊》2017年12月号关于中国新建造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称中国“天眼”)的文章译文。前几天,方舟子博士在评论该文的时候说“中国花6亿多元在贵州建“天眼”的目的是寻找外星人,刘慈欣是其顾问。真够科幻的。” 这句话本身已经可以证明,按照方舟子博士本人一贯对其他人的标准,方舟子博士已经没有资格从事科普工作了,因为方舟子博士的这句话是造谣。FAST是一架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它的用途是射电天文学观测。当然,射电天文学观测当然也包括了在无线电频率上寻找地外文明发出的信号的工作,而搜寻地外文明(SETI)是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但不能简单地说FAST就是为了找外星人而造的。方舟子博士自称科普作家,竟然连这点常识和知识都没有。其次,刘慈欣也不是FAST的顾问,文中已经说了,刘就是被邀请去参观了一次,还曾经收到过项目组寄来的进展情况的资料。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方舟子博士已经失去了基本的阅读能力,很可能患有阅读障碍,因此已经失去了科普工作的资格。

当然,我熟悉方舟子博士的话术,他也许会反驳说,我只是说中国这件事做得很科幻,很先进,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他甚至可能进而反咬一口指责别人有阅读障碍。好吧,让我们看看方舟子博士现存的支持者们在看了方舟子博士的这句话之后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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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看风景:是不是还是相信美国的科技都来源于捕获的外星飞船//@25岁后就不肯长大的狐狸:可能是中国足协想寻找外星人吧//@第一个三十岁:没有科学素养的产物!@行走于苍茫大地: 我朝多笑话。给猴子一台电脑,猴子却用它来照镜子用。 @文史_学堂: 真【幻】了。 @水舞刀: 让刘慈欣当顾问?呵呵 @dgw11:一般人会认为寻外星人是目的,花六亿元是手段。其实正相反。谁在乎狗屁外星人啊,让某些地球人赚六亿元才是真正的目的。@三月爬庐山:和用《本草纲目》指导医学研究一个思路 @无眠-2012:[哈哈] 顾问里面还得喊上郑渊洁哦,@海阔天空1739:操!外星人都成了敛财工具了@伟伯007:六亿多,结果可能不如锤子。真是科研项目不可能请刘慈欣作顾问。@决不买粉丝的平头笑江:壕气冲天//@扮虎:全村第二富豪到底是富啊,富得脑子都满了 @萌物长仓万里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明明很聪明有才华的人会做这种事?谁给解释下@山再那里_:顾问没有诺贝尔哥显得不高大上 @灯塔与小舟:呵呵。潘建伟的“量子通信……………………加………………密………………”也是吧?@铁皮屋顶上的猫-:找个题目骗钱呗//@踩不死的蔡蚱蜢:世界上最荒唐的地方,没有之一。//@水舞刀:让刘慈欣当顾问?呵呵 @a一知半解a:已经有两三年不看国产科幻了。刘本来也不是通讯方面的。//@手语者:转发”

大家看清了吧,方舟子的支持者一边倒地在讽刺、谩骂FAST项目。现在我们有几个可能性:1、方舟子博士现在的支持者们都有阅读障碍。2、方舟子博士有表达障碍,一句话就把绝大部分支持者都带到沟里去了。

对于可能性1,一个自称科普作家的人的大多数铁杆支持者都有阅读障碍,这个科普作家恐怕是有问题吧?对于可能性2,一个有表达障碍的人还能胜任科普工作吗?

所以,综上,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方舟子博士要么患有阅读障碍,要么患有表达障碍,总之方舟子博士已经失去了科普工作的资格。证明完毕。

再多说两句关于《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此文风格和该刊以往的文章类似,虽然是关于科学的,但是内容偏软,写得就像散文游记一样。该刊科学编辑罗斯·安德森去贵州参观了FAST射电望远镜,并且和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见了面。正如此文标题“如果中国首先与地外文明接触会怎样?”,安德森在文中把FAST的建立以及它的一部分任务是SETI放在了中国从衰落再到复兴的背景下,认为这种巨大工程以及中国可能首先会发现地外文明是中国复兴的一个象征。而这,可能是方舟子博士不太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安德森还与刘慈欣辩论了人类是否应当与地外文明联系以及刘的“黑暗森林理论”是否正确。虽然内容偏软,同时还对中国有些小误解,仍然值得一读——

如果中国首先与地外文明接触会怎样?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12/what-happens-if-china-makes-first-contact/544131/

《大西洋月刊》2017年12月号

就在美国远离搜寻地外文明之际,中国已经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目的恰恰是为了这个。

作者 ROSS ANDERSEN

柯南 译

今年一月。中国科学院邀请了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访问位于中国西南部的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这个新的中国碟形天线即便不是宇宙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几乎是在波多黎各丛林中的阿雷西博天文台的碟形天线的直径的两倍。尽管它的灵敏度足以探测到甚至没有发射信号的间谍卫星,它的主要用途是科学方面的,其中包括一个不寻常的用途:这个碟形天线是地球的首个定制建造用于倾听来自地外文明信号的旗舰天文台。如果这样的信号在未来十年从天外飞来,中国将很可能首先听到它。

在某些意义上,刘慈欣被邀请来参观这个碟形天线并不令人惊奇。在中国,他在宇宙事务方面发出过很多声音,而中国政府的航空航天机构有时候在科学项目上咨询他的意见。刘慈欣是该国科幻小说界的长者。我会见的其他中国作家在他的姓的前面加了一个尊称“大”字。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中国科学院的工程师给刘慈欣寄了带插图的射电望远镜建设进展,还附上便条说他如何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灵感。

但是在另外一些意义上,让刘慈欣访问这个碟形天线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写了许多关于与地外文明接触的风险的文章。他警告说“他者的到来”可能很快,而这可能导致我们的灭绝。“或许在一万年时间里,人类仰望的星空将仍然是空旷而寂静的,”他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里写道。“但是或许明天我们醒来就会发现一艘和月球一样大的外星飞船停泊在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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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的射电望远镜是定制建造用于倾听地外信息的。(Liu Xu / Xinhua / Getty)

近年来,刘慈欣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文学家。2015年,他的小说《三体》成为了首个获得科幻小说最知名奖项雨果奖的翻译作品。贝拉克·奥巴马告诉《纽约时报》,这本小说——《三体》三部曲的第一卷——在他的总统任期期间的狂乱中给了他一种宇宙的视角。刘慈欣告诉我,奥巴马的手下在出版前就找他索要《三体》的第三卷小说。

在第二卷的结尾,其中一个主要角色提出了这个三部曲的生动的哲学。他说,任何文明都不应该在宇宙中宣布它自身的存在。任何其他知道了它的存在的文明将会认为它对于(自身)扩张是一个威胁——所有文明都会这样做,消灭竞争竞争者直到它们遇到有更先进技术的文明,然后它们被消灭掉。这个阴郁的宇宙观被称为“黑暗森林理论”,这是因为它认为宇宙中的所有文明都是埋伏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林地里的猎人,倾听对手首先发出声响。

刘慈欣的三部曲的情节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向一个附近行星系发出了一条信息。收到了它的这个文明开始了一场为期数个世纪的入侵地球的任务,但是她并不在意;红卫兵可怕的行为让她相信,人类不值得再生存下去。在前往我们的行星系的路上,这个地外文明干扰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从而阻止我们在战争的物理学方面取得进展,比如以前在连发步枪发明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就带来了原子弹的物理学。

科幻小说有时候被称为未来的文献,但是历史寓言是它的一个主要模式。艾萨克·阿西莫夫以古罗马构建了他的《基地》系列小说,而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借用了贝都因阿拉伯人的历史。刘慈欣不愿意把他的作品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是他确实告诉我,他的作品受到了地球文明史的影响,“特别是技术上更先进的文明与一个地方的原住民的相遇。”其中一个这样的相遇出现在19世纪,当时,曾经是亚洲周边所有地区的中心的“中央王国”中国,看到海上出现了欧洲几个航海帝国的船只,后者随后的入侵引发了中国地位的丧失,类似于罗马的衰亡。

“它看上去就像来自科幻小说,”刘慈欣说。

今年夏天,我去中国访问这个新的天文台,但是我首先在北京见到了刘慈欣。在短暂交谈中,我向他询问了《三体》的电影化。“这里的人们希望它成为中国的《星球大战》,”看上去露出痛苦表情的他说。成本高昂的拍摄工作在2015年中旬结束,但是电影仍然在后期制作中。整个特效制作团队曾一度被更换。“在制作科幻电影方面,我们的体系还不成熟,”刘慈欣说。

我最初因为刘慈欣是中国最著名的与地外文明首次接触问题的哲学家的身份而去采访他,但是我也想知道当我访问这个新的碟形天线的时候,我应该期待些什么。在翻译传递了我的问题之后,刘慈欣停止了吸烟,笑了。

“它看上去就像来自科幻小说,”他说。

一周后,我乘坐高铁列车驶出上海,把上海的《银翼杀手》般的紫色辉光、它的时髦咖啡馆和手工酿制啤酒的酒吧甩在了身后。在高架的铁轨上飞驰,我看到一幢幢高楼一闪而过,每一个都是近年来从中国大地上突然出现的由铁路连接起来的城市巨型结构的一个小小的蜂巢片段。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间浇注的水泥比美国整个二十世纪浇注得都多。这个国家已经在非洲建造了铁路,它还希望向欧洲和北美开行高铁,后者要通过白令海下的一个隧道。

随着列车进一步开向内陆,这些摩天大楼和起重机变矮了。看着远处笼罩在低垂的雾气之中的翠绿色的稻田,很容易想象古代中国——那个书面语被亚洲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中国;那个把金属货币、纸币和火药引入人类生活的中国;那个建造了至今仍然在灌溉这个国家的梯田山丘的水利系统的中国。随着我们向西行进,这些山丘变得更加陡峭,阶梯越来越高,直到我需要贴在窗户上才能看到它们的峰顶。不时地,一个汉斯·季默式的低音音符响起,而窗玻璃被光滑的、涂成宇宙飞船白色的另一辆列车的侧面填满,它以几乎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朝着相反方向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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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写了许多关于与地外文明接触的风险的文章(Han Wancheng

我们滑进一个闪闪发光的、构造像洞窟一样的贵阳车站的时候是下午,贵阳是中国最贫穷、最偏远的省份之一的省会。一场政府推行的社会转型看上去正在进行。标牌恳求人们不要在室内吐痰。广播喇叭反复催促旅客“保持良好态度的氛围”。当一位老人穿过出租车车道的时候,一位保安当着数百人的面斥责了他。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来到了我的宾馆大堂见我雇的司机,他要带我去那个天文台。开车要走四小时,走了两小时之后,他在雨中靠边停下来,涉水走了30码,走到一片田地里,向一位正在收割水稻的老妇人询问一个100多英里外的射电天文台的方向。在双方费力地打了很多手势之后,她用镰刀指了路。

我们继续出发,穿过了一串小村庄、鸣着喇叭的摩托车骑手和步行者。路边的一些建筑有几个世纪了,有着上翘的屋檐;其他一些建筑是新建的,他们的居民被国家搬迁从而为这个新的天文台腾出地方。一群被搬迁的村民曾抱怨他们的新房子引来了坏媒体——这对于中国的一个政府项目可是罕见之事。西方记者注意到了。“中国望远镜搬迁9000村民用于搜寻地外文明”,《纽约时报》的一条标题如是说。

搜寻地外文明(SETI)常常被嘲笑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即便在科学界内部也是如此。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美国国会由于内华达州参议院理查德·布赖恩提出的一个预算修正案而取消了美国的SETI项目的资助,布赖恩说他希望这将会成为“让纳税人付账的狩猎火星人的季节的终结”。这就是建造了首个把SETI作为一个核心科学目标的世界级的射电天文台的国家是中国而非美国的原因。

SETI确实和宗教有些同样的特征。它的动机是人类对于连接和超越的深深的渴望。它关心的是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关于自然的原始创造力,以及关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未来——而它是在传统宗教已经变得对许多人不具有说服力的时代做了这些事。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方面会对SETI不利。考虑到美国政府此前乐意用大笔纳税人的税金花在关于那些存在与否尚有疑问的现象的雄心勃勃的研究上,也不清楚为什么美国国会认为SETI不值得资助。发现黑洞和引力波的昂贵的、为期数十年的项目都是在项目目标只不过是推测的可能性的时候开始的。正如达尔文证明的,智能生命可以在一颗行星上进化可不是一个推测性的可能性。事实上,SETI可能是达尔文主义提出的最有趣的科学项目。

即便在美国没有联邦政府资助,SETI如今也正在全球复兴。今天的望远镜已经让遥远的恒星离我们更近,我们看到在这些恒星的轨道上有行星。下一代天文台即将建成,有了它们,我们将会把焦点拉近到这些行星的大气层。SETI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在他们受冷落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他们试图想象一个先进的文明可能会使用什么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可观测的宇宙中会留下什么痕迹。他们弄清了如何从远距离发现人工污染物的化学痕迹。他们知道如何扫描密集的星域从而寻找被设计成保护行星免受超新星激波伤害的巨型结构。

2015年,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自掏腰包把1亿美元注入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领导的一个新的SETI项目。这个团队在一天里进行的SETI观测比10年前整年的都多。2016年,米纳尔向一个星际探测器项目投入了另外1亿美元。将会建造在智利高原沙漠上的一个巨大激光阵列发出的光束将把数十个像薄饼一样薄的探测器轰击到超过4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行星系,从而更详细地审视它的行星。米纳尔告诉我,这些探测器的照相机可能有能力分辨出单个大陆。这个半人马座阿尔法研究组对这样的光束向太空中发出的辐射进行了建模,发现它与地球上的天文学家一直探测到的神秘的“快速射电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提示它们有可能是由为宇宙的其他地方的类似探测器提供能量的类似的巨大光束造成的。

米纳尔的SETI团队的领导人Andrew Siemion正在积极研究这种可能性。当这个中国碟形天线还在建造中的时候,他就访问了它,为联合观测打下基础,还为了帮助欢迎中国团队加入一个不断增长的将会在SETI研究方面合作的射电天文台网络,这包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兴建的新的设施。去年秋天,当我去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射电天文台访问整晚进行SETI观测的Siemion 时候,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这个中国碟形天线。他说,在“经典地被认为是地外文明信号最可能出现的位置的”那部分无线电频谱中,它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望远镜。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Siemion提醒我说,这个天文台周边的道路非常难找,但是他说当我的手机信号变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接近了它。在这个碟型天线附近,无线电活动被禁止了,以免那里的科学家误将电磁辐射当作来自深空的信号。超级计算机目前仍然在筛选此前的SETI观测收集到的数以十亿计的假阳性信号,其中多数是由人类技术干扰引起的。

当我的手机信号终于开始减弱的时候,我的司机正处于掉头返回的边缘。在我们离开阳光充沛的贵阳之后的5小时时间里,天色已经变暗了。大风在这些阿凡达风格的山之间呼啸,让长长地竹茎像巨大的绿色羽毛一样摇荡。就在我彻底失去手机信号的时候,倾盆大雨的大雨滴开始泼溅在挡风玻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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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作者Jon Juarez

之前的一周,刘慈欣和我访问了一个远远更古老的观星地点。1442年,就在明朝把中国的首都迁至北京之后,皇帝在紫禁城附近创建了一个新的天文台。这个超过40英尺高的优雅的城堡一样的建筑里面有中国最精密的天文仪器。

地球上没有什么文明比中国有更持续的天文学传统,中国最早的帝王以“天命”的形式从天空中得到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在3500多年前,中国的宫廷天文学家把宇宙事件的象形图刻在龟壳和牛骨上。其中一个“甲骨”载有一场日食的已知最早的记录。它很可能被解释成了灾难的预兆,或许是一场随后而至的入侵。

刘慈欣和我坐在古观象台的石头庭院的一张黑色大理石桌边。树龄在几个世纪的松树向上高耸,遮住了穿过北京的黄色的、被污染的天空倾泻下来的朦胧的阳光。走过这个庭院边上的一个圆形红色入口,台阶通向了一个塔楼似的观测平台,在那里矗立着一排古代天文装置,包括一个被蜿蜒滑行的铜龙支撑的巨大天球。这个布满星星的球在1900年八国联军袭击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被偷走了。当年来自德国和法国的军队涌入我和刘慈欣所坐的那个庭院,拿走了这个天文台的贵重的仪器之中的10个。

这些仪器最终回来了,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痛楚还没有消散。学校仍然教中国的学童认为这一段时期是“百年屈辱”,是中国自明朝鼎盛时期以来的绵长衰落的最低点。在这个古观象台当初建造的年代,中国确实可以自认为是伟大的青铜器时代文明的唯一幸存者,这类文明包括巴比伦人、迈锡尼人、甚至还包括古埃及人。西方诗人把后者的遗迹视为奥兹曼迪亚斯式的证据,证明了没有什么能够永存(奥兹曼迪亚斯即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英国诗人雪莱在同名诗作《奥兹曼迪亚斯》中感叹了号称王中之王的奥兹曼迪亚斯建立的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巨大雕塑最终也变成了残垣断壁——译注)。但是中国当时存在下来了。中国的皇帝主持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复杂社会组织。他们命令中国的邻国朝贡,邻国的统治者派出使节到北京,为了取悦中国皇帝,进行华丽的叩拜仪式。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他1954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系列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里问了一个问题,考虑到中国有依靠衡量国民对经典著作的掌握程度的考试选拔出来的老练的知识精英,为什么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此后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尽管伏尔泰也曾想知道为何中国的数学在几何学上停步不前,为什么是耶稣会会士把哥白尼的福音传到了中国,而不是反过来。他把原因归咎为儒家对传统的强调。其他历史学家把原因归咎为中国极度稳定的政治。被绵长的朝代统治的大片土地可能对技术活力的鼓励程度低于欧洲,在欧洲有10种以上的政治力量拥挤在小片区域上,引发了经常的冲突。正如我们从曼哈顿计划中所了解的,战争的风险能够磨砺科学思维。

然而,还有一些人指责现代之前的中国对于它的边界之外的生命的好奇心不足。(特别是,在现代之前,中国似乎对于地外生命几无思考。)这种缺乏好奇心据说解释了为何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时代停止了海军创新,当时正是欧洲探险时代的黎明,那时候西方的帝国强权透过中世纪的迷雾,正在深情地回望擅长航海的雅典。

不论原因为何,中国为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把英帝国最耀眼的发明装满了一艘船派往中国,却被中国皇帝粗暴拒绝了,后者说英国的小玩意儿“派不上用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人重返中国,为在印度收获的鸦片寻找买家。中国皇帝再次拒绝了,转而查禁当地毒品的销售,其顶点是收缴并在海边公开销毁了200万磅英国人的鸦片。英国皇家海军用它的超越时代的技术的全部武力加以回应,把铁甲蒸汽船直接开进了长江,击沉了中国帆船,直到中国皇帝别无需选择只能签署首个“不平等条约”,把香港和其他5个港口交给英国管辖。在法国拿下越南作为殖民地之后,他们加入了后来称之为“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人也加入了,他们占据了山东省的很大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小兄弟”日本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回应是迅速让其海军现代化,以至于在1894年,它在一次战役中能够击沉中国舰队的大部分,拿走台湾作为战利品。而这仅仅是日本在二十世纪中叶野蛮入侵中国的一个序幕,日本侵华是一场更大的文明扩张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日本的强权扩张到整个太平洋,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直到它遇到了美国和它的城市级别的核轰炸。

中国的屈辱随着美国的崛起而倍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把20万名劳工派往西线支持同盟国的战争之后,到达凡尔赛的中国外交官期待着某种恢复,或者至少是减轻不平等条约。相反,中国和希腊、泰国一起被冷落,而西方强权分割了全球。

中国用艰难的方式学到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会为国家带来声誉

只是在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当政期间向全世界开放之后,中国才在近来重新获得了它的地缘政治能力。邓小平表示了对科学技术的近乎宗教的尊崇,这一情感至今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消失。这个国家正走在这个十年内研发开支将超过美国的节奏上,但是它的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根据一项研究,即便是在中国最知名的学术机构,1/3的科学论文是伪造或抄袭的。中国大学知道本国的期刊受尊重程度不佳,据报道,它们向在西方期刊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奖励最高六位数的奖金。

中国科学是否会在缺少对于自由交流思想的政治承诺的基石上最终赶上西方,这仍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中国对异见科学家的迫害始于毛,他的理论家把爱因斯坦的理论打上“反革命”的标记。但是这并不终结于他。即便在没有公开迫害的情况下,该国的“防火长城”阻碍了中国科学家,他们在获取国外已发表的数据方面有困难。

中国用艰难的方式学到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会为国家带来声誉。这个“天朝”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俄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和率先把人送入太空,然后看到了美国宇航员把星条旗插到了月球表面。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了应用科学上。中国建造了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医学研究上投入重金,并且在它的西北部种植了一个“绿色长城”森林,这是制止戈壁沙漠扩张的最后举措。如今中国正在把它庞大的资源投入基础科学。该国打算建造一个对撞机,撞出数以千计的“上帝粒子”,在同一时期,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大强子对撞机只能找到少数这类粒子。中国还放眼火星。在21世纪技术诗意的习语中,没有什么能比中国航天员站在火星上的高清照片更能象征中国的崛起。没有其他更能象征中国的崛起,或许除了与地外文明的首次接触。

在距离这个碟形天线10英里外的一个安全检查站,我把我的手机交给了一个警卫。他把手机锁在了一个安全隔间里,陪同我走向一对金属探测器,从而让我可以证明我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电子产品。另一名警卫开车带我去了一条窄路,那里有之字形排列的台阶,爬800步走到一个山腰,穿过嗡嗡作响的蓝色蜻蜓群,到达眺望这个天文台的一个平台。

就在射电天文学家南仁东今年9月去世之前的几个月,他还是这个天文台的科学领导人,也是它的灵魂。是南仁东确保了这个新的碟形天线被定制为可以搜寻地外文明。他自从该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构思以来就从事这个项目,当时他使用卫星照片在中国的喀斯特山区的深洼处选出了数百个候选地点。

除了微波,诸如构成了大爆炸微弱余晖的微波,无线电波是电磁辐射的最微弱的形式。地球的天文台在一年内收集到的无线电波的总能量还不到一片雪花轻轻落在裸露的土壤上释放的动能。收集这些飘渺的信号需要技术上的寂静。这就是中国为何规划有朝一日把一个射电天文台放在月球的背面的原因,月球的背面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技术上都更安静。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射电天文台就像白蘑菇一样在这个星球的闪闪发光的城市之间的暗处萌发出来。这就是南仁东为何去偏远的喀斯特山地寻找一个碟形天线位置的原因。这些高而凸凹不平并且覆盖着亚热带植物的石灰岩山从地壳突然崛起,形成了能够保护一座天文台的灵敏的耳朵不受风和无线电噪声干扰的屏障。

这个接收器将会在数以十亿计的恒星中训练它的灵敏的算法,寻找一个信标。

​在制定了候选位置的小范围名单之后,南仁东徒步出发去检查它们。走进大窝凼洼地的中心,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大致对称的碗的底部,周围被一圈几乎完美的绿色山脉的护卫着,这全都是被隆起和侵蚀的盲目过程形成的。在经过20多年和花费了1.8亿美元之后,南仁东让这个碟形天线进行了初次观测——用天文学的话来说,是它的“开光”。他让它指向了一颗超新星的正在变淡的射电余晖,当中国天文学家在将近1000年前记录下了它最初爆发的不同寻常的亮度的时候,他们把它称之为“客星”。

在这个碟形天线校准之后,它将开始扫描天空的大片区域。Andrew Siemion的SETI团队正在与中国人合作开发一种仪器,用于监听这种广泛扫描,这本身将会构成人类搜寻宇宙他者的一个重大扩展。

Siemion告诉我说,他对于调查银河系中心的稠密星域特别兴奋。“这对于一个寻找居住地的先进文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他说。如果你想弹射一批绕银河系的探测器,庞大数量的恒星和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是理想的条件。Siemion的接收器将会跨越数以十亿计的恒星,在数以十亿计的波长上训练它的灵敏算法,寻找一个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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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作者Jon Juarez

刘慈欣告诉我,他对这个碟形天线将会找到一个信标感到怀疑。在像他想象的那样的一个黑暗森林宇宙中,没有文明会发出信标,除非这是一个“死亡纪念碑”,即宣布发送者即将灭亡的一个强力广播。如果一个文明即将被其他文明入侵,或者将被伽马射线暴烧掉,或者将被某些其他自然原因杀死,它可能使用它最后的能量储备向它附近对于生命最友好的行星发出垂死的呼叫。

即便刘慈欣是对的,而这个中国碟形天线没有希望探测到一个信标,它仍然灵敏到足以听到一个文明的更微弱的无线电低语,那些并非有意让人们听到的,就像经常飘过地面的飞机雷达波。如果各个文明确实是沉默的猎手,我们瞄准这种“泄漏的”辐射可能是明智的。夜空中的恒星有许多可能被泄漏的微弱光环围绕着,每一个都是一个文明首先有了无线电技术、然后它认识到了这种风险并关闭了它的可以被探测到的发信机从而造成的正在变暗的遗迹。此前的天文台只能对少数恒星搜寻这种辐射。中国的碟形天线的灵敏度可以搜寻成千上万的恒星。

在北京,我告诉刘慈欣,我对于找到信标抱有希望。我告诉他,我认为黑暗森林理论是基于对历史的过于狭隘的阅读。从中国和西方的具体的遭遇中推断文明的一般行为,这可能推断过头了。刘慈欣令人信服地回答说,中国对西方的经验代表了更大的模式。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扩张的文明使用先进技术欺凌他人的例子。“在中国的帝国历史上也是,”他说,他指的是该国对邻居的长期支配。

但是即便这些模式上溯到所有有记录的历史,即便它们上溯到史前黑暗的时代,上溯到尼安德特人在与现代人首次接触的一段时间后消失,这仍然可能不会告诉我们关于银河系文明的太多东西。对于一个学会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生存的文明,人类的整个存在时间只不过是一个绵长的明亮黎明的一个时刻。而且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在不学会在内部和平相处的情况延续数千万年。人类已经制造出了让我们整个物种面临危险的武器;一个先进的文明的武器很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

我告诉刘慈欣,我们的文明的相对年轻的年龄可能提示我们是文明行为的光谱上的一个异常值,不是一个可以加以一般化的柏拉图式的例子。银河系适合生命存在已经有数十亿年历史。我们能与之接触的任何文明几乎肯定更加古老,或许更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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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作者Jon Juarez

此外,夜空里没有证据表明其他文明把扩张视为首要原则。SETI的研究人员已经搜寻了从单一来源点向所有方向发射、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技术球、直到它们殖民整个星系的文明。如果它们像预期的那样消耗许多能量,这些文明将会发出暴露实情的红外辉光,然而我们在任何全天扫描中都没有看到这样。或许被要求在1000亿颗恒星间传播的自我复制的机器会被失控的代码错误毁灭。或者,或许文明在一个星系里的传播并不均匀,正如人类在地球上的传播不均匀。但是即便是一个捕获了一个星系的恒星的十分之一的文明也会容易找到,而我们尽管已经搜寻了将近10万个星系,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一个这样的文明。

一些SETI研究人员想知道是否存在更秘密的扩张模式。他们研究了“起源探测器”的可行性,这是一种可以为行星带来微生物种子或者通过一次生命大爆发加速它表面的进化的宇宙飞船,就像助推了地球上的生命的创造力的那次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些人甚至寻找了这类宇宙飞船可能已经访问了地球的证据,搜寻了我们的DNA中的编码的消息,毕竟,DNA是科学上已知的最可靠的信息储存介质。他们也一无所获。文明不断向外扩张的观念可能是可悲的人类中心主义。

刘慈欣在这一点上没有让步。对于他,这种信号的缺失仅仅是猎手善于隐藏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他告诉我,我们在如何看待其他文明的问题上有局限性。“特别是那些可能延续数百万年或者数十亿年的,”他说。“当我们想知道为何他们不使用某些技术传遍一个星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蜘蛛想知道为何人类不是用网捕捉昆虫一样。”刘慈欣说,无论如何,一个已经实现了内部和平的更古老的文明可能仍然行为像一个猎人,这部分是由于它可能领会到了“在宇宙距离上相互理解”的困难。而它可能知道误解的风险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取得了它所在行星的控制权的后生物人工智能,首次接触会更加复杂。它的世界观可能更加奇异。它可能不会感到共情,而共情并不是智能的关键特征,反而是由一个特定的进化史和文化造就的一种情感。它的行动背后的逻辑可能超越了人类想象的威力。它可能把它的整个行星变成了一个超级计算机,牛津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说,它可能发现目前的宇宙对于真正长期的具有能效的计算太温暖了。它可能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被观测到,并且关机进入一种持续亿万年的无梦睡眠,直到宇宙膨胀并冷却到可以让计算在极为漫长的时代持续运行的时候。

随着我走完通向观景平台的最后一级台阶,由于这些山上昆虫的吵闹的、呼呼作响的鸣叫声全都被这个碟形天线的声学特性放大了,地球本身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在嗡嗡作响。我在平台顶上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不是这个天文台,而是这些喀斯特山。它们全都是单个的、大块而且形状奇怪。它们就像玛雅人在数百平方英里的面积上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而它们全都在被植被占据的过程中长成了独特的畸形。它们向所有的方向延伸,全都延伸到地平线,最近的是深绿色,最远的看上去就像蓝色的山脊。

在这个混沌形状的地形上的是这个碟形天线的壮观结构。它有五个橄榄球场宽,深度足以为这个行星上的所有人盛放两碗大米,它是技术奇观的一个真正的例子。它的庞大让我想到了犹他州的Bingham铜矿,但是它没有匆忙的、工业暴力的氛围。冷而凹的这个碟形天线看上去与地球融为一体。它仿佛是上帝在地球外壳上按下了一个完美的圆形指尖,留下了一个光滑的银色指纹。

我在雨中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乌云飘过天空,把光投射到这个天文台上。它数千个铝三角板产生了一种马赛克效应:一些板看上去是亮银色,另一些是暗铜色。想到如果来自遥远文明的一个信号很快将到达我们,它很可能会注入到这颗行星上的这个金属凹坑中,我感到有点古怪。无线电波会被这个碟形天线反射进入接收器。它们会被仔细检查和验证。国际协议要求披露与地外文明的首次接触,但是它们没有约束力。或许中国会公布这种信号,但是不公布来源的恒星,以免一个边缘群体发出地球的首个回应。或许中国会把这个信号列为国家机密。即便会那样,它的一个国际合作者可能会泄密。或者,或许中国自己的一个科学家会把这信号转化为光脉冲并且把它送到防火长城以外,让它在我们的行星上的交错纵横的光缆里自由飞行。

在北京,我曾让刘慈欣把黑暗森林理论暂且放在一边。我让他想象一下倘若中国科学院打电话告诉他发现了一个信号。

他将会如何对来自一个宇宙文明的消息做出回复?他说他会避免给出人类历史的一个过于详细的记述。“这太黑暗了,”他说。“这可能让我们看上去更加具有威胁性。”在Peter Watts的关于首次接触地外文明的小说《盲视》(Blindsight)里,仅仅是提及个体本身就足以让我们被勾勒为一个存在的威胁。我提醒刘慈欣,遥远的文明倘若着手长期监测对生命友好的栖息地——任何先进的文明肯定会这样做——它们可能有能力探测遥远行星大气层中的原子弹闪光。是否披露我们的历史的决定可能不是由我们做出的。

刘慈欣告诉我,与地外文明的首次接触,即便不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也会导致一场人类冲突。这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行的套路。在去年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电影《降临》中,一种地外文明的突然出现激发了一种天启般的膜拜的形成,并且几乎引发了急于在理解这些外星人的信息的竞赛中获得优势的世界强权之间的一场战争。刘慈欣的悲观主义也有现实世界的证据:当奥尔森·威尔斯的模拟了外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战》广播剧于1949年在厄瓜多尔播出的时候,一场骚乱爆发,导致6人死亡。“我们已经因为远远更容易解决的事情而发生冲突,”刘慈欣告诉我。

即便没有地缘政治冲突随之而来,人类肯定也会遇到一种激进的文化转型,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信仰体系都不太容易解决首次接触的事实。佛教徒容易解脱:它们的信仰已经假定了历史说不尽的无穷宇宙,它的各处都生活着散发能量的生物。印度教的宇宙同样宏大而丰富。《古兰经》提到安拉是“天地的创造者,而他创造的生物散落在其中。”犹太人相信上帝的能力没有限度,肯定不会把他的创造能力限制在这颗行星的从宇宙角度看来很小的表面上。

我们可能有朝一日谦卑地发现我们自己跨越遥远的恒星加入了一个更古老的意识网络

​基督教可能更难面对这个问题。当代基督教神学有一个关于基督的救赎是否延伸到更广大的宇宙中存在的所有灵魂、或者这些遥远行星上的有罪的居民是否需要它们自己的神的干预的争论。梵蒂冈特别热衷于把地外生命揉捏到它的教义中,或许是感到了另一场科学革命可能即将到来。对伽利略的可耻的迫害在它绵长的制度记忆中仍然新鲜。

世俗人文主义者也不会免于对首次接触进行一场冷静的智力计算。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移走,达尔文把人类降到了与动物界其余动物一样的地位上。但是即便在这种框架下,人类仍然继续把自己作为自然的顶峰。我们继续用极大地残忍对待“更低等的”生物。我们惊叹的是存在本身,能用最简单的物质和原理创造出像我们这样的事物。我们把自己恭维成,用卡尔·萨跟的话说,“宇宙了解其自身的方式”。这些都是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出来的世俗的方式。

我们可能有朝一日谦卑地发现我们自己跨越遥远的恒星加入了一个更古老的意识网络,成为了时间漫长旅程的旅伴。我们可能从它们那里受到关于年轻的、古老的和已经灭绝的文明的真实历史的教育。可能会向我们介绍有着百万年传统的星系尺度的艺术作品,我们可能会被要求参与只能由距离数百光年的多个文明开展的科学观测。这种范围的观测可能揭示出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自然的特性。我们可能了解到新的形而上学。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将会知道一种新的伦理。我们将摆脱因自身存在所感到的震惊,从我们共同的人性中感到新生。到达在这个黑暗森林中的我们的第一束光也可能会照亮我们的地球家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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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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