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利用是动物保护的重要途径

“活熊取胆”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十二名人上书于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立法取缔养熊业于后,动物保护组织鼓噪一时,各路传媒紧跟炒作,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有受外国资助的基金会,喊出淘汰养熊业的口号,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我是坚决支持养熊业的,这与如何看待中医无关,和熊胆是否无可替代无关,唯一的理由是,养熊取胆汁能够使熊的种群数量增加,有助于保护物种多样性。

世界人口已达70亿,人类生存所需资源与日俱增,挤占环境空间不可避免,大自然中动物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各种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如果不能在人类社会中找到其生存的位置,其物种保存将岌岌可危。养殖和利用越来越成为动物保护的重要途径。

养殖有利于保护动物种群,而利用则使养殖得以持续。只有不断开发动物制品的利用途径,才能使扩大种群数量在经济上可持续。引流熊胆汁是一种利用,吃熊掌也是一种利用。虽然熊掌的味道未必超过猪蹄,但是其稀缺价值仍可以增加养熊业的收入,扩大熊的种群。不在利用上下功夫,养殖就不可持续,更不能发展。

野生华南虎已经多年不见踪迹,只有动物园还保存了其种群。东北虎在我国野外已经不多,大量是虎园养殖的。由于商业利用受法律限制,养虎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修改法律受到阻碍,理由是开放利用会威胁野外种群。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设计一个可行的制度在利用的同时保护野外种群并不超出人类智慧的限度。对于像华南虎这样野外已经灭绝的物种,就已经没有威胁野外种群的问题了。对于养殖成本不太高的物种,例如果子狸、貂、狐狸、貉等,养殖成本低于捕捉成本,也自然不会对野生种群造成威胁。熊属于杂食类,养殖成本也不太高,养熊取胆汁比起猎熊取胆成本低得多,所以实际上养熊业兴旺之后,野生熊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了。

动物保护组织反对养熊业的理由是:活熊取胆太残忍。

为了弄清楚“残忍”能否构成反对的理由,需要对“残忍”的语义进行分析。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残忍是一种某些本性与某些本能发挥自己能力的一种十分冷漠无情、残酷的感情。”无论这个解释是否精确,都表示残忍所描述的是一种内心活动,而非客观事实。百度给出的例句是:“敌人的残忍行为激起了我们全体战士的极大的革命义愤。”这是对的。换了在一个中立的场合,例如:“为了过年,他残忍地杀害了已经养肥的猪。”显然不是个正确的用法。如果有人说:“美国特种兵残忍地杀害了本拉登。”我们一定知道发言者是本拉登的支持者,而与本拉登被杀死的实际过程无关。由此可见,“残忍”一词本身是诛心之论,而使用者通常是用来表达一种强烈的立场。说某人某事“残忍”,与某人某事客观事实如何关系不大,其有用信息只是表示“我反对你”。

明乎此,所谓“活熊取胆太残忍,所以应该取缔”之论的实际逻辑就是:“因为我反对,所以要取缔。”这种逻辑是霸道逻辑,常人不敢苟同。

用“残忍”或其他贬义词作为反对的依据,其基础是美德伦理学。其错误在于,贬义词和褒义词的赋予,主观性太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各种“美德”之间会发生冲突,找不到平衡点。

不太激进的动物福利论者有个行事准则曰:“避免动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这一准则源于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道德的存在,本来是人类社会存续的需要,是用以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利益的。动物是否痛苦,与道德无关。考虑动物感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损害人类利益,与道德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提倡的是危害社会的伪道德,必须加以抵制。

上述准则在可行性方面的问题是,谁有权判断痛苦是否必要?从物权法的角度看,有权对痛苦的必要性做出判断的应该是动物的所有者或消费者,而不是任何无关的第三方。烤鸭所用的鸭子是否有必要强制喂食,应该由烤鸭的厨师和食客来决定;动物实验是否必要只能由研究者决定;而不是由自称关心动物福利的邪教信徒们来决定。个人信仰不应该成为任何权力的来源,信仰动物保护主义的人也不应有任何法外特权。

对于“可以活人取血,为何不可活熊取胆?”之问,反熊胆者答曰:人献血是自愿的,而熊被取胆汁不是自愿的。熊不会说话,“自愿”与否的争论很容易成为无稽之谈,成为诸如“杀猪吃肉,猪也不自愿”之类的肤浅之论。要想讨论深入,先要弄明白“自愿”与否应该问谁?回答是,问达尔文,问道金斯。一切生物生存的终极目的都是DNA的复制,放到宏观来看就是传宗接代,种群扩张。自愿与否首先要看的是这个大愿能否实现。由此可知,养猪吃肉,养熊取胆汁,养老虎演马戏,只要是越养越多,都符合动物的终极目标。

那些自称关怀动物福利的人又做了什么呢?

以取缔养熊业为目标的某基金会,“救助”了几百只黑熊。这些黑熊都被阉割了,辩解的理由是防止熊互相打斗受伤,真实的理由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资金有限。对于养熊业而言,熊是牟利的工具,多多益善;熊越多,胆汁越多,赚钱越多,越能养殖更多的熊。而对于救助者而言,熊是赔钱货,墓碑耗资有限,繁殖却永无穷尽。所以对基金会而言熊的数量增加并非所望,繁殖当然应该避免。这个机制就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动物福利越是受重视,动物繁衍的终极目标越难实现。取缔养熊业的目标一旦达成,熊的人工种群即宣告灭绝,基金会的救助中心变为熊的坟场,熊的野生种群也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在动物保护主义的影响下,住建部发文禁止动物园举办马戏表演,马戏团的动物失去了为自己挣取伙食费的机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如果马戏团被禁,动物的养殖种群将进一步缩小,灭绝机会也会相应增加。

即使是像鸡鸭鹅猪牛羊这样的肉用畜禽,提高“动物福利”也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其结果是价格上升,消费量下降,存栏数下降,种群变小。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最高纲领——全面取缔动物养殖如果得以实现,动物的人工种群将彻底灭绝,同时野生动物必将失去屏障,难逃被吃绝的下场。

即使从提高动物福利的目的出发,把矛头对准动物养殖也也是南辕北辙。无论养殖业如何不重视福利,也非自然界生存的动物福利可比。用动物的繁殖率可以简单地算出,在平衡状态下野生动物十之八九不得善终,必然早死于饥饿、疾病、天敌等环境因素。而人工养殖则幼仔成活率高,无饮食之忧患,无天敌之恐惧,远比自然状态“福利”得多。

综上所述,动物保护主义不仅反人类,也是动物的灾星。

当今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打着道德旗号的邪教。实际上任何宗教在草创时期都是邪教,社会危害较大,在其发源地英国已经闹到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扬言出动军队镇压的地步。耶稣被杀和中国古代数次灭佛运动,也反映了早期宗教的社会危害。经过千百年的磨合,邪教逐步“减毒”,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成为“正教”。其机制和病毒在传播中逐渐减毒的机制类似。佛教不杀生的理论远比动物保护主义完备和彻底,佛教徒素食但并不谋求所有人素食,动物保护组织却企图阻止所有人吃狗肉,这就是正教与邪教的区别所在。动物保护邪教为扩大影响,不断制造事端以吸引眼球,为此不惜冲撞法律。从北京高速拦狗的强迫交易,发展到重庆拦狗的公开抢劫,俨然成了法外之徒。姑息养奸换不来和谐,依法严惩才是正道。

近闻洞庭湖发现多头江豚死于饥饿或螺旋桨切割,白暨豚自琪琪死后未见生存个体。禁止捕鱼或禁止机动船舶都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能及早开发利用白暨豚,无论是表演还是食用,都可能留下人工种群;如果从现在开始开发利用江豚,哪怕其智力或表演能力不及海豚,因其稀缺,售票收入也可以买一些鱼,保证其不被饿死,留下人工种群,避免灭绝之灾。

“要健康,喝驴汤。要长寿,吃驴肉。”这是对门新开的老河间驴肉火烧店堂招贴上的话。只要驴肉火烧好吃,即使人们都骑摩托不再骑驴,也无需担心驴会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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